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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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和社长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从香港搭乘巴士入关，经过深圳湾大桥时，迎面便可见巍峨雄壮的华润“春笋”。每次路过，包叔都会紧锁眉头地说：“路冲煞，少财败运有灾祸。”

此时，我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他：“那是你们香港人的角度。”

“后生仔，就系后生仔！”

这是包叔的口头禅。

包叔，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出生于50年代初，年轻时赶上了香港的大时代。历经近一个甲子，包叔波澜起伏的一生写满了关于香港的传奇故事：

豪门争斗、庙街、古惑仔、港大高材生、“今夜不设防”、中环金融高富帅、九七风暴、深圳港商、移民潮、破产。当然，还有狮子山精神与皇后大道东的叛逆……

我与包叔相识已十年有余。

那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在铜锣湾扫货时，发现手里的港币不够，便急于换钱。

突然，一个身形细长、两鬓白发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此人正是包叔。初见包叔，他已年近六旬，神态略显憔悴，但依然保持着香港男人固有的整洁、礼貌与讲究。

我上前用国语询问包叔钱币档口。与不少香港人一样，包叔不会国语但能听得懂。热心的包叔亲自带我去了一家实惠的兑换店。

我随手拿了一盒刚买的甜点送他以表谢意。包叔以糖尿病不宜吃甜食为由婉拒了，但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包叔平日说粤语，能操一口非常纯正的英式英语。我不会说粤语，但基本都能听得懂。就这样，我说国语，他说粤语，偶尔说点英文，我与包叔十年来相谈甚欢。

庙街的江湖与庙堂

包叔生于船运世家。据他描述，其祖上在香港开埠时便开始经营船运生意。此后百年代代承袭祖业，到其父亲这辈，包氏商船已遍布从香港到日本、印尼、英国、美国的航线及码头，家世显赫一时。每年英国女王都会宴请其父亲及一批杰出港人，以感谢他们为英殖香港做出的贡献。

包叔出生这年，李嘉诚依靠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在筲箕湾创办了长江塑胶厂。李兆基开始做黄金及外汇交易，尚未崭露头角。“船王”包玉刚到香港一年，与人从事物资贩卖生意，尚未涉足船运。用包叔的话来说就是，我父亲纵横四海时，还没包玉刚什么事。

包叔的母亲，王氏，“北平”人，出自大户人家，“毓秀名门，端庄雅致，温良聪慧”（包叔语）。初见包叔母亲，老人家已过八旬，但依然精神饱满、雅惠持重，不愧为“大家闺秀”。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王氏家遇不测，双亲离世，十几岁的她跟着哥哥带上家里所有的盘缠，从北平一路颠簸逃到香港。

刚入港，一路奔波且感染风寒的哥哥便去世了。此时，已是身无分文的包叔母亲，遵照父亲的信函以及嘱托，找到了包氏家族并请求予以收留。包叔父亲收留了王氏，并根据《大清律例》将王氏纳为二房太太。

当年，港英政府为了更好地治理香港，一直沿用了《大清律例》，直到1972年才彻底废止。根据这部法律，香港男人可娶妻纳妾，可有多位合法妻子。

不幸的是，包叔尚未入学，其父亲便离世。父亲刚走，包氏家族便上演“豪门争斗”，包叔叔伯与包氏遗孀们争权夺财。最终，无依无靠的王氏被扫地出门，包家只留给王氏一间小屋——位于港岛皇后大道西段，今招商局大厦后面——供其下包氏子孙居住。

离开豪门深似海，从此，王氏带着四个孩子成了真正的“港漂”。那年包叔7岁，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不过，包叔母亲勤快能干，凭借拿手的日本料理、泰国菜以及缝缝补补的手艺，她很快在庙街学会了如何营生。

庙街，位于九龙油麻地，因后天庙而得名，是最具香港特色的夜市街道，被称为香港的平民夜总会。

但是，这里长期混乱不堪、鱼龙混杂，流民、赌鬼、嫖客、妓女、古惑仔、非法移民、摆摊小贩大量聚集于此。

香港著名的“一楼一凤”（香港半合法卖淫场所，因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而得名）藏匿于破旧的唐楼之中。“凤姐”、“北姑”、马来妹、泰国妹、台湾妹，在密密麻麻的老式广告牌下“企街”拉客。

香港警匪影片常取景于此。电影《金鸡》很好地给展现了“一楼一凤”、唐楼文化以及香港底层混乱的市井生活。剧中，吴君如饰演的“老鸡”阿金在庙街银行柜员机前，遭遇曾志伟饰演的阿邦持刀抢劫。

在电影中，庙街俨然是一种独特的香港城市文化。但现实中，庙街却是最底层人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苟且的生存方式。这里，最体面的工作或许是摆地摊。包叔母亲在庙街以摆地摊营生。

1975年，港英政府承认庙街的摊贩经营，并划定了“小贩认可区”，规划了600多个摊位。从此，庙街摊贩合法化，并成为香港独具特色的市井文化。

2016年大年初一晚至初二早上旺角爆发严重的警民暴力冲突，因庙街小贩问题而引发。就在两天前，我与包叔正在庙街买年货。包叔跟我说，以前是有规矩的，不敢乱搞。

当时，作为老大，包叔经常在庙街帮母亲打下手。一次，庙街古惑仔按例来收月“毛诗”（利是，实为保护费），包叔与古惑仔砍价，一位“堂主”觉得这小孩挺机灵，就让其在“大档”（赌场）做事。包叔，记忆力出众、心算能力强，在大档帮人跑腿换钱，干得有声有色。

“堂主”在油麻地有几家赌场和夜总会，算是一个排得上号“话事人”。包叔说，一次他去当时的高级场所——重庆大厦（位于尖沙咀，今为南亚裔聚集地）办了一件好差事，“堂主”很开心遂即收他为干儿子。

奇怪的是，干爹并没有让包叔拜堂入社团，而是资助他读书，严禁其沾染黄赌毒。作为一名香港警匪片“堕落者”，我非常喜欢听包叔给我讲述他混迹九龙城寨的故事。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启德机场的北面，属于香港政府、英国与大陆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围城。

城内居住着两三万人，通行《大清律例》和黑道规则，毒贩、罪犯、古惑仔混迹于此。周星驰的《功夫》就以九龙城寨为背景拍摄。电影《追龙》中，“跛豪”（甄子丹饰）舍命救雷洛（刘德华饰）的那场经典打斗戏就发生在九龙城寨。

我曾问包叔，是否见过真正的“跛豪”和“五亿探长”雷洛。包叔说，九龙城寨藏龙卧虎，其实有很多“豪哥”，但凡能在城寨混的皆为人中凤。李小龙、周润发、周星驰儿时都常去城寨。

此时，包叔母亲在庙街生意也做得稳当，一家五口虽不富足但日子过得安稳。包叔母亲一辈子念叨自己是北平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她自始至终都没回过北平，甚至这几十年隔壁的深圳发生了什么她全然不知。或许，包叔母亲的北平早已梦碎；亦或，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他们对内地、深圳知之甚少。

1967年5月，位于九龙的新蒲岗塑胶花厂，罢工工人与防爆警察正面冲突，“五月风暴”爆发。港岛、九龙陷入混乱，罢工、游行、暴力、纵火、枪战、暗杀、炸弹袭击愈演愈烈。当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收到死亡威胁而一度离港避难。7月开始，英港政府实施宵禁，警方以火力压制暴力，访港英军航母启动直升机袭击据点乔冠大厦。

这起暴力事件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10名警员，800多人受伤，其中200多名警员，接近两千人被检控，查处一千多枚炸弹。此时的包叔正就读于皇仁书院，对暴力事件兴奋不已。但是，干爹严厉压制他某些极端的想法，督促其好好读书。

皇仁书院，位于铜锣湾、靠近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最早的官立学校，孙中山曾在此就读。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在皇仁书院短暂学习。皇仁书院，英语授课，包叔的纯正英式英语就出自于此。

包叔出自江湖，跟着干爹混迹于庙街、九龙城寨，但干爹却将其推向“庙堂”之路。

1968年，年仅48岁的总探长吕乐蹊跷退休。这一年，包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香港大学。

干爹在庙街大摆宴席，堂口所有弟兄都来给干爹和包叔庆贺。干爹端起酒杯大喊：“谁说庙街都是混混，今天我们出了一个状元。干！”那晚，干爹烂醉如泥……

进入香港大学后，包叔开始展露出头，他帅气俊秀，长发飘飘，口才出众，积极组建社团，是港大明星式的“意见领袖”，也惹得众多女生倾慕。下一届的一个学妹最终和包叔走在了一起。但是，很少听包叔说起他的妻子。

用包叔的话来说，他是当年港大的激进分子。包叔非常热衷于发表所谓的“政见”，在学校，在街头，在报社，积极表达自认为很成熟的主张。

包叔讲得最多的就是逃港潮。

可能是母亲从北平逃到香港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包叔，他对逃港者无比同情。五六七十年代共爆发了三次逃港大潮，迫于生存，上百万内地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梧桐山，途径沙头角翻过边防铁丝网逃往香港；或从蛇口偷渡深圳湾，从罗芳村偷渡深圳河，进入香港。无数人葬身山崖或大海。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少部分幸运到达香港后逐渐扎根下来，并取得成功。其中包括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金牌编剧”的梁立人等。据说，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当年的逃港者。

当年很多香港市民掩护逃港者以防止被警察逮捕。我曾向包叔求证过此事。包叔说，1962年那次逃港潮规模很大，几万逃港者聚集于香港华山上。十几万市民前往华山给逃港者送去衣食，甚至与逃港者相拥而泣。但是，干爹给堂口立了规矩，不问政治。他那时还小，也不敢去华山。

港府调集数千名警察前往驱逐和抓捕。当时几十万港人反对警察的粗暴做法，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关闭灯光以示抗议。第二天，警察将逃港者拖上数百辆汽车，车队向北驶去将他们遣返内地。此时，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拦下车队，他们大呼：“快跳车啊”，一部分机警者成功逃脱。

在港大时，包叔经常上街发放传单，告知市民保护、收留逃港者，给逃港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他经常号召同学一起给逃港者送去衣物和饮水。通过逃港潮，他开始关注内地，对一河之隔的内地有着莫名的好奇。

港大毕业时，所有同学都认为，这位优秀的学霸、“激进分子”应该进入政坛，成为一颗“政治新星”。包叔认为，在当时的港英政府中，所谓港人最高的政治成就便是之前吕乐的总探长一职。

中环的金权与精神

当时，包叔确实慎重地考虑过进警署成为一名警员，但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此事后，干爹大为不快，或许包叔顾忌干爹的身份。

我曾经开玩笑地跟包叔说，如果你当时进入警署，你可能就是《无间道》中的刘建明（刘德华饰），你干爹可能是韩琛（曾志伟饰）。包叔也开玩笑说，他应该是第二个“乐哥”，但干爹成不了“豪哥”。

当时，香港的政坛极为微妙，吕乐退休，传言港府要整顿警署系统。但古惑仔依然大行其道，没有人相信，港府能够抓完所有的问题警员。

事实上，包叔毕业的那一年，1972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李嘉诚、郑裕彤二人的公司同时在香港上市，从此香港开启“四大家族”、房地产与金融雄起的大时代。

1972年，李小龙在嘉禾公司推出第二部电影《精武门》，一举打破了亚洲票房纪录，李氏武打轰动全球。同年7月29日，李小龙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栖鹤小筑”。

这一年，金庸宣布封笔，退出侠坛。作为一位顶尖的金庸迷，金庸在明报上连载小说，包叔如饥似渴地读完后，还经常“自大”地写信到明报，跟金庸切磋。最终，他得到了金庸亲笔签名的武侠全集。我没有看过他这部签名套装，但见过包叔与金庸的合影。

为什么说包叔生在香港的大时代？

从包叔毕业开始，香港政治开始转向，经济开始腾飞，股市、楼市、金融、商业、航运、贸易开启了长达25年的大牛市，直到九七金融风暴。这25年，香港从屌丝之城一跃而上，成功晋级为发达经济体行列，令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乃至全球刮目相看。

这种大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百年难遇一次。与之媲美也只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镀金时代以及西方国家二战后的大繁荣。

1973年，吕乐偕八名子女和妻子逃亡加拿大，一起逃避追捕的还有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曾任探长）。次年，新任港督麦理浩，决定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后来，香港全体警员与港督斗争多年，港督不得不“大赦天下”，以彻底剥离“不良资产”。

1973年，这一年，香港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单元剧《狮子山下》，轰动全港。至1994年，这部剧播出跨度达21年，讲述了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

“同处海角天涯，携手踏平崎岖”，《狮子山下》，这首由黄霑作词的金曲，书写了香港200多年的艰辛历程。罗文演唱出几百万香港市民的奋斗故事，诠释了一种不屈不挠、同舟共济的热血精神——狮子山精神。

在这家卓越的美资银行，包叔的英语天赋派上用场，更为绝妙的是他非常懂得与老外打交道。有时我会问他，这是否是包氏家族的经商基因。不过，包叔并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包氏家族，他只仰慕其父亲的商业才能，与包氏家族无关。

事实上，包叔选择金融并非偶然。包叔曾经跟我说过，被包氏族人扫地出门，刚到庙街最艰难时，他就“天真”地跟母亲许诺，要努力将他们失去的一切夺回来。这种带有仇恨的情感一直根植于包叔内心深处，毕业时他明白只有从事金融才能实现当初对母亲的许诺。

所幸的是，包叔赶上了香港金融大时代，从入职开始，整个香港金融业与房地产、港口航运、制造业一起起飞。包叔完全以美资职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忙于办贷款，跑客户，开会，查资料，无暇休息。

纵然工作繁忙，但在这期间，他还是多次往返内地。包叔来内地主要是想满足一下多年的好奇心——看看逃港而来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母亲的老家北平是否还是她心中的那个模样。

包叔回忆，他每次到内地，都有两位军人扛着枪一直跟着他，目的是监视这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速之客是否搞间谍活动。

他分别去了北平、广州、上海、西安、云南、山西等地。包叔经常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内地的小朋友，最多的就是他多年收集的玩偶。每次给小孩之前，军人都要上前先对玩偶做个检查。收集玩偶、邓丽君海报、日本动漫卡片以及各种邮票钱币，是这一代香港人的爱好。

与弹丸香港不同，内地有着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这让包叔无比惊喜。在游历完内地的名山大川后，他已对地质探险痴迷不已。后来，包叔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质探险爱好者。他曾经多次用英文撰稿，寄送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中国的地质地貌。我不知道，包叔是不是建国后第一位这么做的华人。

工作六年后，即1978年，包叔已升任信贷部门的小主管，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金融高富帅。可以这么说，港人在外资银行的地位，就是包叔这代人打下来的。香港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及标杆，也是这代建立的。

正是这一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北面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将原来撤原深圳镇，建深圳市。从此，逃港潮戛然而止。

在办公室得知这一消息，包叔无比兴奋。当晚，他约上几个同事，在距离公司不远的上坡小径——威灵顿街上，找了一家西餐厅，一边喝着洋酒，一边讲述自己在内地的见闻，“同事们都竖起耳朵听”。

几年后，一位名叫盛智文的老外这条狭窄的上坡小径开了几家酒吧。中环的“优皮士”下班后喜欢在此地喝上两口，谈天说地，逐渐这里成为了上班的“欢乐时光”。后来，香港人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兰桂坊。

盛智文一手缔造了兰桂坊，也打造了香港海洋公园。前者是创造了成年欢乐，后者创造了童年欢乐，因此盛智文被形容为“快乐的制造者”。内地人喜欢去香港迪士尼，而香港人钟爱海洋公园，或许它更能符合这座海洋城市的味道。

不过，包叔却固执的认为，兰桂坊是他们“喝出来”，没有他们每夜买醉于兰桂坊，就没有蔡卓妍、钟欣潼（在兰桂坊被星探看中）什么事。包叔是兰桂坊最早一代酒友，很多明星都曾在此地“出道”，时至今日每到深夜后，便有明星来此消遣或碰运气。

包叔喜欢强调的是，香港的小费习惯就是他们这代人开始的，且盛行于兰桂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小费是买方形成的差异化定价，有助于福利最大化。但从现实来说，小费源于西方文化，更根植于经济实力。包叔这代人为这座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小费盛行一时。

但是，每当看到今日之香港小费文化丧失，包叔总是无比惆怅，感慨于他们一手培养的卓越文化流失，忧心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前途。包叔总是能够从这些细节中，感知一个城市、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变迁。

到了八十年代，包叔在银行赚到了首付款，面对涨势凶猛的房价，他果断出手在葵涌买了一套1000呎（大约93平方米）“豪宅”。在这里，他与之前港大的小学妹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儿子。包叔过上了三口之家的标准中产生活。

当时的葵涌蒸蒸日上，靠近码头，物流运输便利，大量工业厂房及库房兴建，香港制造业快速崛起。后来，龚如心女士在包叔住宅不远处盖起了著名的如心荃湾海景酒店。如今，这座酒店屹立于美丽的海湾之畔，但香港制造工厂早已荡然无存，这里很多厂房已都改装成办公室用于出租，价格比深圳福田CBD稍贵一些。

1989年，包叔升任银行信贷部负责人。他无比忙碌，除了来内地，更多时候出差去东京、纽约和伦敦。其中，东京让他非常难忘。包叔曾经回忆说，他一度与日本人一样认为，日本会超过美国，东京无可替代。

或许是港英殖民的缘故，包叔常说，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是亚洲人、黄种人的骄傲。他们证明了，西方人能做好的银行、制造、航运、民主政治，亚洲人也能做到。当时，日本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这让他很兴奋。

但是，一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作为一名资深银行人，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他深感恐惧。幸好，日本泡沫危机并未波及香港。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日本的繁荣是封闭市场中的泡沫堆积，与开放的香港、纽约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晚上，干爹拿着一份文件来家里找包叔，并强硬地要求他办理一笔数额巨大违规贷款。包叔断然拒绝了干爹的要求。在此之前，干爹已被包叔拒绝了三次，这次干爹非常恼怒，二人吵得很凶，最终干爹撕掉文件夺门而出。至此，包叔与干爹的关系渐行渐远，往日情分虽在但感情已有裂痕。

在包叔看来，干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争论时，包叔多次跟干爹说同一句话：“香港已经係法治社会，你知唔知？”

此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依然成为香港精神的核心。对于包叔来说，庙街的江湖日子已远去，立足于中环靠得不再是打打杀杀、潜规则和小聪明，而是法治、契约以及狮子山精神。

包叔洞明，但干爹不明。那天晚上，包叔打开香港亚视消遣解闷，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这一年最为火爆的节目《今夜不设防》（Celebrity Talk Show）。这档节目，由香港四大才子之三：黄霑、倪匡和蔡澜共同主持，节目嘉宾包括张国荣、周润发、许冠文、罗大佑、成龙、关之琳、林青霞、王祖贤、黄百鸣等当红明星。

时至今日，看过《今夜不设防》都意犹未尽。这档节目，言论开放自由，上下纵横无所不谈，常涉及性爱话题，三大才子不时在节目中喝酒抽烟，爆粗口，讲段子，才情横溢，信手捏来，出口成章，引得观众爆笑连连。

在包叔看来，《今夜不设防》是香港最美好时代的标签。它代表着香港这座市民城市的才华、自由、开放、激情、幽默以及富足。

确实，那时的香港汇聚天下英才，各个激情澎湃，才情荡漾，热血拼搏。“逃港者”倪匡曾在金庸的明报上班，奋笔疾书，每小时手写八千繁体字，各类小说、散文、杂文、剧本无所不能，一生产量高达两百多部，还代金庸连载《天龙八部》，自己亦有代表作《六指琴魔》。

黄霑，填词填出了一个“江湖”。《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倩女幽魂》、《上海滩》随便一首词足以让人跪着听完。蔡澜，真正诠释了“风流才子”，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无所不通，皆成果斐然。

四大才子中，包叔最欣赏金庸和蔡澜，一个严谨痴迷，一个放纵潇洒。

我一直无比羡慕包叔生在那个才情纵横的时代。不过，作为80后，我是还赶上了这波潮流的尾巴。那时，金庸、古龙、李小龙、张国荣、梅艳芳、周润发、张学友、刘德华、周星驰、王祖贤、周慧敏、李嘉欣、朱茵的作品涌入内地，我无力放抗，照单全收。港剧和粤语歌曲，统治了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

九七的金迷与拐点

进入九十年代，香港的房价开始迅猛上涨，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这波涨势一直延续到九七金融风暴前，1997年甚至还涨了39.5%。

1989年，吴君如凭借“丑角”演出在TVB赚得第一桶金，随即花300万港币在油麻地后天庙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仅仅三年后，即1992年，他又砸下800万港币，在三公里外的大坑买了一套200平米的大宅。

这个时候，包叔上班的中环以及小小港岛沦为一个个大型工地，一座座高楼都在这些年前后拔地而起。八十年代，郭德胜的新鸿基已经成为香港地产五虎将之一，1987年，他与信合集团以33.5亿港元的天价拿下湾仔的一块地皮。五年后，即1992年，这块地上一座亚洲最高的大楼——中环广场屹然矗立在维多利亚港。

在此之前，具有建造学意义的香港汇丰银行于1985年落成。同年，紧邻这栋大厦，多面刀锋设计的中银大厦开始动工，四年后威风八面地屹立于中环。同时，郑裕彤的新世界在湾仔填海兴建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已经落成。继中环广场之后，73层的中环中心于1998年落成。1999年，李嘉诚在汇丰银行大厦与中银大厦之间，建起了长江中心大厦。

一次，我和包叔在维多利亚港散步，他指着对面的港岛说，在90年代中环的建筑群就已经落成，除了IFC（国际金融中心）。包叔接着说，真正的变化是中环裙楼的广告牌里，之前的英文广告和繁体字，如今逐渐被简体文字取代。

包叔指着另外一栋相对老旧的圆顶高楼说，在八十年代，这栋楼上的旋转餐厅非常受欢迎，当时他经常约客户到上面“饮茶”。

包叔所指的这栋楼叫合和中心，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合和实业主席兼建筑师胡应湘的经典作品。合和中心于1980年建成，共66层，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大楼。

1982年，深圳罗湖筹建国贸大厦，目标是建设一座地标性建筑以激励改革士气。最终，设计者学习了合和中心，不仅将国贸大厦建成全国第一个高楼，还在大厦顶层设计了一个与合和中心类似的旋转餐厅。

1984年，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罗湖人民南路建成，轰动全国，风靡一时。包叔说，国贸大厦落成后，他与同事特意从罗湖入关到国贸旋转餐厅体验了一把。他们还按照合和中心的服务标准，给餐厅经理提了不少刁难的意见。据我父亲介绍，我爷爷在八十年代也特意来深圳“观摩”过旋转餐厅。

不过，随着中环高楼群相继落成，炒房者趋之若鹜，国际资金蜂拥而至，港岛房价应声大涨。当人们反应过来时，香港已经变成了“李嘉城的城”。1994年，《狮子山下》停止连载，是否意味着狮子山的奋斗精神是否在消退，投机主义、“食利主义”开始蔓延？

这些年，包叔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给人办理贷款，就是在办贷款的路上。兴旺的楼市和信贷，也让包叔赚了不少钱。不过，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包叔除了之前在葵涌买了一套房外，在香港尤其是港岛并未置业。

九七临近，香港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少部分精英去了英国、美国，多数移民者选择澳洲和加拿大。包叔的老婆吵着要移民，但包叔不肯走。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包叔最终在加拿大给买下一个大House，母子二人移居加拿大，包叔一人留在了香港。

香港一共爆发过几次移民潮，最近的有五月风暴后、九七前夕还有前几年。每次移民潮起，香港的社会矛盾都集中爆发，移民潮牵扯到很多家庭的孩子、教育、婚姻、抵押、卖房、就业、收入等，每个问题都足以改变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包叔说，很多家庭被这个大时代撞得支离破碎。当然，也包括包叔自身。妻儿移居加拿大后，开始每年还会回港团聚，久而久之，由于聚少离多、各自忙碌，便不很少相聚，甚至拿起电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之后，包叔与妻儿逐渐没有多少联系。我曾经问他，是否后悔当初没有一起走。包叔没有回答，只是说，他这种悲剧在香港极为普遍。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包叔早早地来到位于中环的新办公室，开启一天忙碌的工作。突然，包叔的电脑上接连收到三份来自美国总部的紧急邮件。三份邮件都简短地写着：“Suspension of credit business”（暂停信贷业务），要求所有信贷职员盯紧自己的客户，尽快催收到期账款。

这三份邮件让整个办公室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半个小时后，他得到消息，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包叔说，他们银行的风控反应是最快的，第一时间收紧了信贷闸门。随即泰铢狂跌20%，很多银行及金融机构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星期后，菲律宾汇率保卫战失利，比索大幅度贬值。此后，亚洲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尼、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

几个月后，香港楼市大幅度下挫，股票接连下跌，大量国际资金撤离香港，港币汇率危在旦夕。包叔说，当时很多客户找上门央求他放贷，但实际上银行已自身难保。

香港金管局拿出压箱底的美元不断地砸向外汇市场，但市场就像黑洞般吞噬了大量美元后，依然频频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最终，香港金管局一共调集了630亿美元，成功击退索罗斯及空方，稳住了港币，守住了联系汇率制度。

这段故事，被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我曾经问过包叔，如果当时朱总不出手，香港守得住吗？

包叔引用了朱总的话，“不要小看联系制度”。包叔说，七十年代末，香港信贷泡沫比较严重，港币贬值幅度比较大，金融风险重重。到了1983年，香港政府实施了联系汇率制度，从此港币就钉住了美元，确保了香港金融稳如泰山。

联系制度是一种钉住美元浮动的固定汇率。港币是美元本位货币，港币上写着四个字“憑票即付”。香港一定程度上出让了货币主权，维持了资本自由流通和固定汇率，这符合“蒙代尔三角”。

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不少拉美、亚洲国家都实施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大多数最后都崩溃了。实际上，想要钉住美元，本币必须足够强硬，本质上就是自身经济要能够跟上美国的节奏。这就好比，与博尔特携手赛跑，至少得有加特林的速度，否则容易被“扯蛋”。

当时香港实施了十多年的联系制度，说明香港经济具有相当的底蕴。在包叔看来，即使没有北上资金，香港也可以度过难关，因为凭借香港的实力可以在西方国家借到美元。他说，即使联系汇率崩溃，香港也可以度过危机。原因是，当时同样受到冲击、经济还不如香港的新加坡、韩国最后也涉险过关。这或许就是一个国际自由市场的生命力。

包叔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地产。

香港保住了汇率，但房价却在短短一年内拦腰斩半。这轮房价大熊市持续了将近六年，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房价触及最低点，次年才逐渐回升，直到2012年，香港房价才回到1997年的高位水平。

在此轮房价暴跌中，大量炒房者严重巨亏，一些人走投无路选择自杀，更多人从此堕落成穷人。最惨的是，一部分炒房者还不起房贷出现信用违约，破产之后又没法再贷款，或者申请公屋、居屋。这部分人如今不少已经年迈，依然蜗居在所谓的“棺材房”中。

虽然包叔每天都帮客户办理贷款，但他没有炒房，经济上也没有过多的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只是业务收入少了大半。

对于九七金融风暴，作为一名老银行人，他的观点极为独到。在他看来，香港金融和银行系统都没有问题，甚至是亚洲最领先的，问题出在房地产。土地被政府控制从而推高了房价，外溢性风险刺破了楼市泡沫。

痴迷于炒房，导致香港精神的沦丧，这是包叔最为痛心疾首的。几十年来，他们这一代人用行动建筑的勤劳、勇敢和共患难的狮子山精神，在房产投机面前灰飞烟灭。九七风暴之后，香港俨然已经成为几大家族以及一群食利阶层所控制。

1998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雄心勃勃地推出“八万五”房屋计划，决定在天水围北部建设13000套居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当时，包叔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烂尾的计划居然成为他晚年的归宿。

虽然九七风暴对包叔打击不大，但是包叔的妹妹却因炒房几近破产。

包叔妹妹自己开公司做外贸生意，收入一直不错，加了不少杠杆买了一些房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生意一再萎缩，最终难以支撑房贷。

此时，妹妹找上包叔，希望能够帮她打理公司，重振业务，以度过难关。虽然遭遇金融危机，但是包叔不想离开银行，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银行实现自己当年对母亲的许诺，另一方面银行的强积金很高。

不过，最后母亲出面希望包叔帮助妹妹。经过一个星期的思量，包叔做出了改变人生的重要决定。他在九七风暴中离开了银行业，从此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帮助妹妹打理外贸生意。

刚接手公司，包叔就意识到，公司必须赶紧拓展欧美市场，而不是局限于日益缩小的亚洲市场——受金融危机冲击。包叔利用了他在美资公司的资源，频繁飞往美国拓展业务。

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一些新的业务——登山及防身装备。过去20多年，包叔经常去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做地质考察，对登山及防身装备颇有研究。

另外，他早已发现，香港大量的工厂已经迁移至内地，公司不应该只在香港本土以及台湾找供应商。更何况，当时香港基本上没有登山及防身装备方面的工厂。香港制造业的衰落，预示着这座城市及很多人的命运无形地被改写。

于是，包叔将目光转移到内地，他的人生开始向北进发。

深圳的光辉与惨败

此时，包叔对内地其实并不陌生，他经常去深圳、东莞与广州。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港商包括部分逃港者回内地投资，不少香港制造工厂迁移到东莞和深圳。由于包叔较早了解内地，不少客户及朋友都托他一起前往内地考察投资。

八十年代初，内地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开建时，他就去了蛇口考察。蛇口工业区的投资公司叫香港招商局——这是大清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现代总部坐落于包叔儿时的家门口——干诺道中信德中心。

之后，越来越多港商和台商在水系发达、土地广阔的东莞设厂投资，越来越多香港货车穿行于107国道。八九十年代，包叔的那些同事，经常在周末晚上从罗湖口岸入关，寻找各种娱乐项目。当时的港币值钱，他们出手自然也阔气。一些香港人还将他们梦寐以求的“春姑”娶回了香港（香港男人的春姑情结）。

与深圳、东莞相比，包叔钟爱广州。包叔母亲说，包氏祖上来自广州。

1983年，霍英东投资的广州白天鹅酒店开业后，他就常来广州，喜欢到沙面上喝酒。广州沙面在民国时期聚集了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几十家银行和洋行以及各类高档娱乐场所。之后，白天鹅酒店在此落成后，逐渐兴起了一条酒吧街。包叔说，沙面的酒吧街没有兰桂坊的豪气，但很有民国风——沙面现在有家名为“兰桂坊”的酒吧。

包叔对广州的了解远胜于我。八十年代，除了白天鹅酒店，港商李兆基也在广州兴建了广东中国大酒店（越秀公园附近）以及花园酒店（淘金附近）。当时，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选择这几家港资酒店住宿，然后在广州酒家“饮茶”。

广州酒家，民国老牌酒店，粤菜经典代表，素有“食在广州第一家”的美誉。在外贸兴旺的年代，广州酒家每晚都是人山人海，桌台看不到尽头。

九十年代初，番禺祈福新村建成并在香港销售，包叔没有看房就买下了一栋小别墅。包叔说，当时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包叔的广州情结。与很多香港人一样，他们对紧邻的深圳无感，但钟爱广州。这或许就是文化认同的力量。

但是，若要找供应商，包叔不得不跑东莞、深圳两地。2000年前后，他在这两座城市，找到了一些相对稳定供应商。他的外贸生意逐渐稳定并慢慢扩大，包叔的妹妹也得以度过难关。

2001年，包叔妹妹举家移民美国。为了感谢包叔，临走前她将公司的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包叔。包叔妹妹刚到美国，纽约便发生“911”恐怖袭击。年底，急于反恐的布什政府答应了中国入世的所有条款。从此，中国进入WTO时代。

包叔刚刚接过公司所有股权，便赶上了中国的大时代。香港和内地的两个大时代，包叔这辈子都赶上了。

他经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人具体做的时候要反过来。你们这代人错失了大时代，这是天注定的。但是，只要勤苦读书，多积阴德，善改风水，人的运势自然变好，正所谓好命不如好运。小时代下，好的运气比大时代糟糕的命要好得多。

50多岁的包叔在内地正在爆发第二春。之后几年，乘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大潮，包叔的公司业务规模大幅度扩张，收入也越来越多。用他的话来说，当时他已经摆脱了香港中产，快晋升到富人行列了。

2004年，为了免于两地来回奔波，包叔在皇岗口岸附近买了一套住宅。包叔这个时间点踩得特别好，在此之前深圳房价持续了十年横盘；这一年恰恰是深圳房价开始启动大牛市的前夜，此后深圳楼市连续11年上涨，关内房价翻了几番。

常在深圳居住，包叔对这座经常匆匆而过的城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喜欢将深圳的关内类比成港岛。当时深圳关内是特区，关外则不是。登上深圳塘朗山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关内罗湖、福田、南山不过方寸之地，就像港岛。香港享受了全球人才和资本的红利，而深圳享受的是全国人才和资本的红利。

从这点上说，他看好深圳。但是，他买房子并非为了投资，而是满足一种爱好——古玩。

“小时候，我家的饭桌都是古董”，或许是一种传统，亦或是一种报复性消费，包叔对儿时家里的古玩字画、陶瓷、木艺都极为怀念。经过20多年的收集和研究，包叔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杂项”玩家。

葵涌的房子里堆满了他收来的东西。这些年，他在内地走访了很多地方，也买了不少古玩，但是不方便带回香港，他不得不买一套房子来存放。紫砂壶、砚台、铜佛、青铜器、白玉、翡翠、木器、钱币、青花瓷，他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其中最为精通属铜佛。不少鎏金铜佛是他亲自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雕工精细，形态俊奇。

包叔是我见过最为博学又不空谈的人，他一生精通金融、地质考察以及风水学。

风水，几乎是所有香港人的信仰，包叔也不例外。香港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叔说，香港是中华文化的“弃儿”，但却是最争气的一个；澳门是西方文化的“私生子”，且过得很富足。

在澳门有多少赌台，就有多少教堂，教堂是这座赌城的稳定器。香港，则人人信仰风水。除了风水，香港很好地传承了道家五术（山、医、命、卜、相）。包叔从他一位幼稚园（幼儿园）的、长期在黄大仙祠的同学那里学到了山（风水）和相。

在内地的这些年，他的公司蒸蒸日上，学问长进不少。2006年，中美贸易总额创下新高，包叔一举拿下几个大单，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登山装备公司。但是，包叔立即就面临稳定货源的瓶颈。由于美国公司对产品质量及交货时间都极为苛刻，包叔不得不提高供应商的采购标准。美国客户之所以会选择香港贸易公司，而不是直接在中国内地采购，主要是考虑到香港这几十年建立的口碑及契约精神，还有就是香港发达的贸易融资市场。

对此，包叔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大量考察和走访，最终包叔选择与一家深圳的供应商合作。包叔负责去德国采购一批最先进的设备，然后以设备入股该供应商公司，供应商负责保质保量且相对低价地为其提供产品。这批设备，一共花费了包叔3000多万港币。这大概是他过去25年银行工作和9年外贸创业的所有积蓄。

就在第一批货即将交付时，包叔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供应商工厂被人洗劫一空。当时，身在美国的包叔立即回国，等他赶到工厂时，他的3000多万设备一台都没剩，成品及半成品一箱也没留下。

原来，这家供应商一位黄姓老板，在澳门赌博巨亏，欠下几千万的债务。他一直拆东墙补西墙地维持着体面的生活以安抚债主，这也把包叔给蒙蔽了。这次不知为何，债主们担心黄老板赖账，一夜之间把工厂洗劫了。

包叔觉得难以置信，不过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以按时交付订单。但是，此时包叔已支付不起货款定金。他跑遍了整个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结果是愿意合作的小厂无法保证质量和交货时间，大规模的工厂则需要支付较高的货款定价，而且也无法按时安排生产——当时的外贸出口太过火爆。

最终，包叔的贸易公司没能按时交货，美国几家公司分别将其告上法庭。

接下来两年，包叔忙于应诉和追回设备，无暇经营公司。2008年，包叔恶补了不少法律知识，在法庭上用流利的英文与对方唇枪舌战，但几场官司都相继败诉，包叔需要赔付的违约金高达2000多万港币。

几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口急剧萎缩，香港和深圳房价暴跌。包叔仿佛看到了九七金融风暴的情形，他果断关闭了贸易公司，快速低价卖掉了香港葵涌、深圳福田和广州祈福新村的三套房子。不过，售房款加起来不够支付全部违约金，还差200万左右。

包叔决定出售他收藏了半辈子的古玩，由于紧急处理，大部分古玩都低价贱卖。200万缺口最终补上了，古玩也所剩无几，此时，58岁的包叔，一贫如洗。

不过，当时包叔还没有这么悲观，深受香港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熏染的他，天真地认为，可以追回被人洗劫走的设备——毕竟这批新设备还值几千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执着的包叔努力了三年，但无果而终。

时至今日，我都认为，包叔被人“套路”了。后来，包叔才知道，其实很多港人外出做生意都吃过这样那样的亏。他总结说，香港法治环境下教育出来的人，遇到了干爹那个时代的“套路”。当年说干爹的时代过去了，其实还远远没有。

2012年，包叔回到了香港。从1972年港大毕业到2012年返港，包叔在香港、内地奋斗了40年，62岁的包叔却重新回到了起点。人生有多少个40年啊，当年从港大毕业的包叔是高材生，以梦为马，意气风发；此时的包叔，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体力，没有了当年的那头乌发青丝。

而此时的香港，也不是当年的香港。2012年，香港房价重回1997年的高位，很多人以为香港房价又要下跌。但是，令他和很多港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价位只是开始。此后，香港房价一路高歌猛进。

包叔明白，他在香港再也买不起房了。

更麻烦的是，包叔之前有购房记录且受案件影响，他暂时不能申请公屋，只能租房。不过，包叔心想，在香港比他年级大都还在开出租车，经营餐饮，他也可以重头再来。很快，他去了一个朋友的装饰公司上班，为避免上班过于奔波，他在庙街唐楼租了一个局促的房子。

庙街，这里有他童年及少年的全部回忆，那个跑堂的少年，还有干爹喝酒的样子，以及母亲摆摊的身影。这两年，干爹、母亲相继离世，整个庙街他再无熟人，他成了这座熟悉城市的陌生人。

2015年，包叔身体不好，无法坚持上班，“光荣退休了”。

由于当年离开银行，包叔只领取不多的强积金。自从开通自由行后，内地游客越来越多，大批水客在尖沙咀、旺角、上水等地扫货，香港物价也逐年上涨，像包叔这种普通市民感觉生活越来越吃力。关于两地的矛盾及争论屡屡爆发，包叔每次都说，香港是亚洲最包容的城市，不排外，只会排斥不文明。

当时，我侧面问包叔，是否打算去加拿大与妻儿团聚。他回避了这个话题，然后说了一句比较莫名的话：“香港，已经不再是我这代人的香港”。

天水围的夜与雾

一次，我从深圳湾出关，途径元朗天水围，我才知道包叔已搬到此地居住。

第一次在天水围停留，我觉得这里是香港的世外桃源。在嘉湖海逸酒店俯瞰这片安静的土地，车流人流稀少，与密集的中环、九龙完全不同；一列列轻轨缓缓驶过，宛如欧洲小镇般安详恬淡；后靠大公园，邻近湿地公园，又有西铁线直抵尖东。

包叔在此颐养天年，令人羡慕。但是，包叔却告诉我，天水围是“悲情新市镇”。

当年，港府雄心勃勃的“八万五”房屋计划，最终因金融风暴扩大化而受阻。大量居屋停建，原有单位遂改建成位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屋（相当于廉租房）。2001年后，大量公屋陆续完工，将近10万低收入者迁移进入天水围。其中不少家庭是新移民，妻儿本在内地，后以亲属团聚的方式移民至此，不少都是老夫少妻，家庭收入低下。

根据香港扶贫委员会2006年9月公布的数据，全港入息（薪水收入）低于平均综援（个人福利基金）金额有103万人，当中以天水围所属的行政区域元朗的人数最多。据社会福利署资料显示，2004年元朗区领取综援个案近30000宗，天水围约占一半。

早些年，富有狮子山精神的香港人不屑于综援金，反以此为耻；这些年，随着新移民的加入，综援金日渐紧张。

包叔可能一辈子都没想到，他会住在这座“悲情新市镇”。

包叔与一位“亲人”居住在一个不到300呎（28平方米）小屋里。这位亲人，是包叔当年帮助过的一位逃港者的儿子。包叔资助过一些逃港者和内地小孩，但是大多失去了联系，而这位逃港者一直与包叔保持着联系。几个月前，他得知包叔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便让其搬来与他的儿子一起住，好歹有个照应。

这次搬家，为了不给对方带来麻烦，他将仅剩的古玩放到一个朋友的砵兰街店里处理掉了。只留下了一套邓丽君的纪念册——邓丽君在香港利舞台及红磡所有演唱会的门票。

在包叔搬来之前，他早已知道天水围的一些故事。因为自杀，已成为了这座“悲情新市镇”的标签。贫穷、蜗舍、前途迷茫、两地文化冲突困扰这座表面安详的小镇。

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天恒邨一名无业汉斩死妻子及两名年幼女儿后，用刀自杀身亡。这宗灭门惨案震惊全港，天水围伦常问题引人关注。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数据，2005至2006年，天水围的自杀求助个案也冠绝全港，多达70多宗。

李克勤在2006年发布了一首歌曲《天水·围城》，歌词说：“围住了血汗，围住了当初厚望”，“气候太凉，像残酷得天生等天养”。有人曾建议政府停封此歌曲。

2007年10月14日，天水围再度爆发伦常惨剧。一名领取综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医院留医，患精神病的妻子将一对12岁及9岁的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自己随后亦跳楼，3人当场死亡，事件再度震惊香港。

明报社论说：“天水围已沦为悲情新市镇，是香港之耻，更是特区政府之耻。以香港社会今日的富裕程度，以香港人的爱心，以特区政府的财力物力，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加强天水围高危家庭的支援，关键只是，政府有多大的决心而已。”

六天后，即2007年10月20日，周润发出席香港湿地公园（天水围北部）举行的“世界湿地日2008香港区庆祝活动”启动礼时，首次提出天水围应“改名”。他表示：“天水围城，不应围住人，改名就天下太平。这样就不用这边好，另一边便死人塌楼，不如将天水围与湿地公园两边的字拼在一起。”

2008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电影讲述了天水围一对母子平凡而刻板的日常生活，折射出淡淡的人情味，试图展现天水围温情的一面，以挥别“悲情城市”的阴影。

但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反而让人回想起2004年那宗灭门惨案。第二年，许鞍华以这一悲剧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剧中，任达华暴力血腥的演出、张静初绝望的神情，以及极度压抑的情节，让人感到不适。

电影播出后，引发香港人对新移民、家暴、老龄化以及港人前途命运的讨论。他说：“香港人不喜欢打探别人的家长里短，天水围很多问题积压在公屋里方寸之间，偶发爆发便港人皆知。香港的电影和TVB展现了香港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九七风暴似乎是香港“城运”之拐点，兴建于此时的这座“悲情新市镇”是香港沦落与忧伤的最好注脚。从狮子山精神到坐等综援金，从李嘉诚“出逃”到新移民涌入，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天水围的夜与雾》，一座围城，一个时代。

天水围的对岸便是深圳湾，与此悲情截然不同的是，南山区贵为“全国第一区”，深圳湾更是“王者荣耀”，高楼拔地起，房价破15万一平，科技巨头聚集于此，网红常来打卡，人才公园每晚星光熠熠。登临春笋，天水围尽收眼底。

所谓双城记，一座失落，一座亢奋。

“香港精神的沦丧，这座城市注定走向悲剧。”

包叔用无奈的语气说道，眼神中透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住在天水围，距离深圳更近，乘坐巴士过深圳湾大桥不过半个多小时，因此，我经常邀请包叔来深圳聚。七八十年代从罗湖口岸入关，之后从皇岗口岸和福田口岸入关，再到这些年从深圳湾入关，包叔走过的关口，诠释了他的命运变迁，也折射出深圳的历史变迁。

深圳南山在房产价格、科技创新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包叔对这个区没有太多感觉，一次在海岸城饮茶时，我问包叔，你觉得深圳可能超过香港吗？

包叔果断地说：“可能性不大。旱鸭子没法跟白天鹅比。”

其实，包叔一直认为深圳无法超过香港，他的一些理由有时会显得“强词夺理”，比如“不修边幅的城市永远超不过讲究的城市”。

但是，作为一名老银行人，包叔给出的其中一条理由让我无法反驳——香港是一个国际市场，所有的好与坏都经过国际市场风浪的考验，而深圳是一个封闭市场，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压力测试。他举的例子是，八十年代末，他去东京时，也认为东京会超过纽约，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但……这就是旱鸭子与白天鹅的区别。

2018年下半年，深港高铁通车，我在福田站乘坐高铁去香港，包叔在西九龙站等我。原本，我们计划一起坐高铁去云南旅游，但包叔说身体有些不适，怕是折腾起。遂即我们取消了出行，二人来到红磡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厅休息。

这是包叔老友开得一家餐厅，以前包叔常来。餐厅不大，但位置极佳，与港岛隔海相望。包叔老友上前招呼，寒暄几句后，让我们自便点餐。

餐厅里一直在播放金庸武侠剧的经典歌剧，主要是纪念几天前刚刚去世的金庸先生。这些金曲将包叔带回到了过去，那个属于狮子山精神的时代。

吃饭间，包叔指着东边的启德邮轮码头说，当年那里是启德机场。飞机降落时低空略过尖沙咀、庙街、九龙城寨，那是一种奇观，可惜后来机场搬到大屿山了。

说到大屿山，包叔突然问我：“你知道，前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市民骂华仔（刘德华）吗？”

我说有所了解，港府计划填海开发大屿山岛，建设一大批公屋，但一些市民反对。华仔因给这一计划的宣传片配音而遭到反对者谩骂。

说完，包叔又问：“你说为什么香港的房价这么高啊？”

包叔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交往将近十年的默契是，香港的事，他解释，深圳及内地的事，我解释。

但我还是很认真回答了他。我深思之后，试图给出专业的回答：

“问题的关键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港府控制土地供给，导致市场配置不充分，房产及财富集中也就成了必然……”

我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包叔眼神呆滞地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湾。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餐厅音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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