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永清 服装批发人的漂流

经济观察网 实习记者 刘碧青 王冬梅 王莹莹 王悦 张溪清晨7点多，开往河北永清云裳小镇的班车停在北京丰海南街。

这里更为人熟知的地名是大红门，曾经的北方最大的服装纺织品集散地之一。2021年，完成45家市场、169万平方米建筑体量的疏解后，大红门告别了服装批发市场业态，并有了崭新的城市定位——首都商务新区。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是首都商务新区首个产业载体，它以信息技术、高端科技服务、元宇宙为产业重点。与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隔着丰海南街相望的，是永清云裳小镇招商中心。招商中心的门头上印着“离北京大红门最近的服装商贸疏解承接地”。

一条路的两边是大红门服装产业的过去和未来，而在这条路上往返京冀的通勤班车，摆渡着的也是服装批发从业者的过去和未来。

从大红门搬迁至河北多地的服装批发商户，一些已经迁居当地，但仍有大量从业者深耕北京三四十年，日常需要通勤前往河北省永清、沧州、固安等地的批发市场工作。

这些京冀两地的通勤班车，也成为大红门地区一抹跳动的时代印记。车上的乘客大多是中年，他们的工作经历可以拼成一幅北方服装批发行业的版图。

落差与变化

行驶45分钟后，大巴抵达云裳小镇。

云裳小镇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在北京南中轴路的延长线上，与大兴国际机场、首都环线高速和京雄高铁等相距均不到10公里。交通便利也是大红门、动批（北京动物园地区服装批发市场）的众多商家选择搬来这里的原因之一。

云裳小镇于2017年建成，一期、二期总建筑面积为62万平方米，年产值超50亿元，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从业人员达1.25万人。很多商户都来自动批和大红门，老马就是其中一员。

1985年，老马察觉到服装批发行业的机会，和妻子在山东干起了服装生意。2005年，不满足于山东市场的老马和妻子来到北京大红门。

展开全文

那是一家人最忙的时候。老马的孙女小马还记得，上小学时，她每天放学后都要帮爷爷理货。在爷爷摊位附近，小小的一片空地堆满了要发的衣服，爷爷数件数，小马捆扎、装袋，爷孙俩配合着粘贴黄胶带，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业务太忙，生活条件不错，在小马的记忆里，一家人总会下馆子。直到2019年，大红门疏解，老马带着小马的爸爸妈妈，来到了永清云裳小镇。

现在，六十多岁的老马已经习惯永清规律又稍显松弛的生活，“以前在大红门，每天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最早也要晚上八九点才能休息。现在在永清，每天早上七点钟进店，下午一点左右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老马在云裳小镇附近租下了房子，每天开着老年代步车，10分钟就能上下班，周边的商超和医疗资源也足够满足生活所需。

接受松弛的生活节奏的同时，老马也接受了生意的平淡。小马目前在河北一所大学学习环境设计，周末和节假日会前往云裳小镇帮忙理货，只是现在“每天也就几十件或者几件衣服，都用不着打包”，小马未来应该不会从事服装批发行业了。

孙青竹的漂流

孙青竹也在感受着相似的变化。

从业30多年，从北京西单、官园、动物园、大红门，到河北燕郊、永清，孙青竹的漂流路线，也呼应了城市功能的变迁。曾经造富了无数个孙青竹的服装批发行业，早已无法承载北京土地的价值期许。

2023年11月，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城园管委会介绍，经过转型升级，动批区域的税收由0.6亿元上升至20亿元。动批地区第一个整体闭市、疏解的天皓成市场转型为宝蓝金融中心后，年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实现利税近0.5亿元，用动批区域3%的面积产生了原来整个动批产生的经济效益。

孙青竹是动批繁荣的见证者，也是整个服装批发行业的漂流者。

20世纪90年代，服装行业在北京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孙青竹踩着时代的鼓点从河南来到北京，开启了她作为服装人的一生。

孙青竹首先选择在服装店打工学门道。在西单一家服装店当了三年店员后，1998年，孙青竹来到北京官园服装商品批发市场（下称“官批”），开了自己的服装店。在官批干了三年，孙青竹发现，官批主要靠零售，动物园的批发做得更好。为了多挣点钱，她决定去动批。

那是动批的“黄金时代”。“一个商户一年的交易额上亿元”“卖汽水一年能挣好几十万元”等造富神话不断流传。

动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由一个个路边摊位汇聚而来。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东鼎服装市场、众合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世纪天乐国际服装市场、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等商场先后出现。最终，动批成为聚集10多个服装批发市场、1.3万家商户、4万余名服装批发经营者、日均客流量高达六七万人次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孙青竹赶上了这波热潮。生意最好的时候，10平方米的档口一天就能有20多万元的流水。平均算下来，每天的流水也能有4万元。孙青竹雇了七八个店员，店员的月工资少则七八千元，多的有一万多元。

2001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578元，平均房价不到5000元/平方米。孙青竹的店员每月能买2平方米的房子。

孙青竹不仅有前店，还有自己开的后厂，工厂有30多名雇员。孙青竹会勘察市场、逛门店、看时尚杂志，根据经验把握时尚潮流，之后将自己设计好的款式交到打版师手中，打版师打好版后交付工厂生产。最忙的时候，工厂一天生产几千件衣服，有时候生意太好，还需要雇小时工。

2015年，有关动批疏解的消息在商户间传播开来，孙青竹既伤心又无奈，随后便开始打听招商消息、走场寻地，最后搬往了大红门。

相比二环的西单、官批和动批，南四环的大红门位置偏远了些。初到大红门，孙青竹经历了一段养商期，“动批走的是高端市场，大红门走低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刚开始没挣什么钱，第二年经营规模才上来。一年也能挣个五六十万元”。

三年后，大红门的疏解也开始了。刚进入状态的孙青竹又得另寻去处。

当时，地处河北燕郊、紧邻北京通州的东贸国际服装城（下称“东贸”）是北京服装批发市场外迁的主要承接地。孙青竹来到东贸，还有一些老客户会要货，一年的流水也有两三百万元。

但是两三年之后，东贸也关了，孙青竹来到了永清。

不断迁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老客户的流失，“原来经常从内蒙古、陕西、山西来拿货的客户特别少了，如今来拿货的基本都是周边河北的”。

在搬离北京的同时，孙青竹也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如今，她卖的衣服，80%都是从别人手里拿货，一小部分会借他人的工厂生产，生产衣服的逻辑也从设计主导变为了成本主导，“从前不太需要考虑成本，款式好就算价高也有人买，但现在成本比较高的衣服卖得就不太好”。

实体的坚守

除了经营地的变迁，服装批发从业者还要应对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事物的冲击。疫情期间，商户张新环尝试过电商直播，但她不打算继续做下去。

2021年5月，张新环希望借助电商低价处理库存，“我曾经3个多小时卖出1000件衣服”，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对张新环来说，电商直播的成本远高于收益。

在抖音上做直播首先要交3000元押金，作为直播新人的张新环前期并不知道“投流”的作用，后来才知道投，每次也就投个100元、200元，这些付费流量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效益，然而不往里砸钱就没有流量。

直播间还需要后台数据的分析和运营，这也是张新环做电商一直头疼的事。她说，做电商不仅需要雇佣运营人员，还要雇两个打包发货人员，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工资支出就需要15000元，将这些成本扣除后，利润更低了。

忙碌的时候，张新环一天会连续直播4个小时，这让她非常疲惫。张新环也雇过“小妹”（张新环对雇佣店员的称呼）代替自己直播，但“只要小妹播就卖不出去，只有我播才能卖”。2021年年底，张新环退出了直播赛道，专注于实体店的经营。

“现在电商太不好做了。在所有行业里面，服装退货率高达70%，而且服装利润低、价格又透明，纯走销量。”张新环说，实体的生意已经够忙了，实在顾不着电商。

对批发商户来说，实体是更重要的渠道。老马也表示：“我们的衣服是中低端货，主要销往北京周边县市乡镇的大集和超市，所以我们用不着做电商。而且这里离北京近，也方便客户拿货。”

“现在网店冲击力太大了，做电商的话，投入、运营等都很耗费精力和时间。”五十多岁的孙青竹摆了摆手。做电商不仅需要资金投入，还需要雇一些人手进行直播运营、理货打包等，“我年龄大了，体力、精力都跟不上，又不太懂这些年轻人能玩转的东西，还是实体好一点”。

从动批、大红门成长起来的这些商户，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老马六十多岁，孙青竹也五十多岁了。在服装批发行业打拼了几十年，他们都有一些财富的积累。相比于年轻时的敢闯敢干，现在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要舒缓很多。

“我不到二十岁就到北京参加工作了，到现在五十多岁一直都是在服装行业，没有想着转行，也没有想着回老家，打算以后就在这儿了。”不过，孙青竹并未“躺平”，“财务自由是没有什么标准的，我认为在自己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做到极致”。

（本文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