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捉特朗普、生擒伊万卡"？一篇看懂美国深层灾难根源！

5月25日，一名名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黑人在美国明尼苏达州（Minnesota）遭警方逮捕时死亡。视频资料显示，乔治被涉案警员用膝盖顶住颈部，压制在地上长达8分钟后窒息身亡。

如果不是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那么这个事件很有可能会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了。因为在明尼波利斯警方的初步报告中，对于警员“用膝盖压制嫌犯”这一事实只字未提。

弗洛伊德的死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包括纽约、休斯顿、洛杉矶、芝加哥等多座城市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武装冲突。美国国民警卫队（United States National Guard，即各州预备役军人）已经大规模出动控制局面。

6月1日晚间，游行示威者在白宫周围纵火引起骚乱

然而，这仅仅是美国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写照之一，2014年的艾瑞克·戛纳（Eric Garner）和2015年的弗莱迪·格雷（Freddy Gray）同样丧命于警方膝顶。他们在临死前都说了一样的话：“我要窒息了！”

这次冲突更是让美国祸不单行，因为骚乱的背后还有迅速吞噬各州的新冠疫情，以及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截止周一，美国医疗系统战线继续承受重负：境内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70万人，而死亡人数也超过10万人。另一方面，申请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也正式超过4000万人，就业率的暴跌和失业人口的暴涨轮番重击劳工市场。

但是，这些灾难的出现并非毫无预兆，而是早已在美国社会、经济、民生等领域埋藏已久，只差星星之火。

2

2016年底，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转折性事件，其实已经注定了美国接下来的道路将荆棘密布。

表面上，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特朗普凭借自己“率直”的个性和“亲和力”获得大量社会底层阶级的热爱。而实际上，这些几乎不分性别、年龄和种族的蓝领正好是特朗普的目标，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包括乡村）的选民，在长期感到被主流社会所抛弃、遭到精英阶层的边缘化之后，自己的诉求更是无法得到实现。

如果说美国大选是一次大洗牌的话，那么特朗普入驻白宫就是把牌桌上的“斗地主”直接换成“干瞪眼”。

上台后的特朗普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争迅速扩散到了民间，意识形态和阶级差异导致社会大众对于重大议题的分歧越发扩大。近年来，从“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到“黑人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大型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都是美国民意分裂化和极端化的体现，更是底层阶级对精英阶级发起的一次次挑战。

入驻白宫后的特朗普大刀阔斧废除奥巴马医改、提案修建美墨边境墙、滥用行政命令以及退出各类国际联盟，这些重大事件无一不是往骆驼背上迅速堆积的稻草。然而，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就是新冠疫情。

3

美国其实一直没有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彻底走出，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GFC）对美国金融和地产产业的巨大冲击迫使美联储启动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央行已经没有空间可以降息，只能通过直升机撒钱（量化宽松政策QE）释放市场流动性，拯救数以百万记的各类企业（跨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和华盛顿互惠被分别收购等）。

但是这些前所未见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却让美国经济“吸了毒”，一旦离开，将痛不欲生。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调查显示，美国经济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失衡——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迅速萎缩，而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则突飞猛进。

该中心报告显示，在1998年至2008年的10年间，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总价值从72万亿美元暴涨近10倍至672万亿美元。然而，实体经济的增长连1倍都不到（2019年美国GDP约为22万亿）。

所谓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价格依赖于标的资产（underlying asset）的金融合约，其特征在于交易过程中并不涉及对标的资产的交割，而是注重衍生之后产生的价格浮动进行杠杆交易。

换句话说，在没有实体经济为增长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所有金融衍生产品的增长带来的只是泡沫和风险。

底特律一栋废弃的大楼，上面写着“丧尸国度”

被誉为“世界汽车之城”的底特律（Detroit，福特公司第一辆汽车产于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后，在2013年底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大型工业中心的破产案例。

不仅如此，底特律所在的五大湖地区（Great Lakes），也正是美国实体制造业曾经最为繁荣的工业老区，现已破败不堪。大量的基建设施年久失修，多座城市更是沦为空城。

在连锁效应之下，核心工业地区的衰败导致了中产阶级稳定工作机会的减少。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跌破总人口50%关口。而作为一个稳定的橄榄型社会（上层和下层少，中层多）的定海神针，中产阶级的消失也为美国的贫富差异、种族冲突等问题埋下伏笔。

4

流失的中产阶级滑落底层，加上就业机会的减少，导致全美贫困人口在2017年暴涨至4000万人，达到人口比例14.3%（7个人中就有1人在贫困线之下）。

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在一处流浪汉聚集营地生活

不仅如此，在巨大的贫富差异之下，美国还面临种族冲突以及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15年统计，虽然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为61.7%，但是过去10年间，少数族裔的增长却有重大突破，其增长比例达到全美人口增长总数的90%以上（每增长10个人中仅有1人为白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了2042年，白人在全美人口中的占比将跌破50%关口，反而成为少数族裔。

虽然新增移民对精英阶层的撼动仍然较少，但是对底层低技术含量工种的掠夺却十分明显——少数族裔与蓝领白人对有限工作岗位的争夺从未平息。另一方面，以白人和非裔为主的两大阵营的冲突日益激化，后者在社会及政治地位和经济情况方面依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也是非裔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实体经济的萎缩和传统工业的衰败，加上贫富差异的固化所带来的结果是明显的——美国政客不得不在迎合部分选民意志的情况下忽略甚至损害其余民众的利益，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性。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当选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5

此时此刻，美国50个州境内共有361个右翼民兵团体（极端主义组织超过1600个）。这些组织的数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幅增加，特别是2014年在弗吉尼亚州发生的包括新纳粹主义（Neo Nazi）和3K（Ku Klux Klan）党在内的极右翼示威者大规模冲突事件之后，民间武装组织更加蠢蠢欲动。

全副武装的民兵组织占领一处政府大厦

大量崇尚武装至上的极端民兵组织打着“热爱美国”的旗号与政府对立，他们大多主张：

• 仇恨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在掠夺自己的权利，必须反抗

• 白人至上：大戏宣扬民族主义以及排外思想，激化种族冲突（外来人口夺走工作岗位等）

• 崇尚武力：坚信自己是宪法的捍卫者，所以必须通过武力捍卫自己

上周乔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膝下一事更是成为全美暴乱事件的导火索。然而，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前，类似的大规模动乱不胜枚举。比如2014年底，一名18岁的非裔青年在密苏里州遭到警察射杀，而涉案警员则被无罪释放，该事件引起美国170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

但是，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参与游行的“乌合之众”，而是数量众多的骨干分子。这些骨干中大多有退伍军人背景，拥有实战经验（美国民众中至少有300万名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更是熟知如何在市区和郊区进行游击战。

作为与美国政府抗衡手段之一，这些民兵团体还开发了特有的暗号和加密通信方式。更有不少组织使用“无领袖作战”方式（leaderless resistance），这种作战方式自从1980年代兴起之后就被全球恐怖组织广泛使用。其特点在于控制权分散化，即便领袖遭到逮捕或击毙，其成员依然可以自由活动，继续进行抵抗。

为了避免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追踪（比如棱镜计划/PRISM），反抗组织在社交媒体和加密网络的沟通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不断创造新的缩写和术语，而且善于使用电子游戏和网络语言进行沟通，大幅降低了美国政府的监控效率，比如：

通过网络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进行沟通，利用该虚拟游戏的各类元素作为掩护，实则对地下活动进行交流。

除此之外，全美高达42%的家庭枪支拥有率也是一颗巨型定时炸弹。

6

从美国毅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到逼迫老牌盟友缴纳“保护费”，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大动作令许多盟友猝不及防。

无论是游说英国政府封杀华为（Huawei）参与5G网络建设，还是号召116个国家一起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背后都是美国力不从心的逐步体现，修昔底德陷阱心理一览无遗。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更是被美国推上前线，成为中美贸易战之后的另一颗棋子。然而，这种升级的事态似乎没有降温的意思，在中澳贸易关系僵化之后，美国国务卿直接点名道姓警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长，并以五眼盟友（FVEY，美、英、加、澳、新五国情报联盟）的身份奉劝州长与中国保持距离。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

维州州长回应称，与中国达成“一带一路”（BRI）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维州百姓提供生计，并表示虽然中澳两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只要双方可以在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合作，就能实现双赢。

然而，州长的表态却将自己推至风口浪尖，再次遭到澳洲总理和内务部长的郑重警告。

如果说，五眼联盟中“最不起眼”的新西兰在2019年5月宣布将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不包括5G网络）是中国“撬墙角”，那么特朗普高姿态撕毁《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就是美国主动膝顶欧美关系。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受益于《巴黎协定》（主要涉及气候问题及环保资源），欧洲多国已经大范围普及新能源的使用。德国汽车巨头们纷纷对柴油、油电混合动力以及纯电池汽车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其高性能高质量的电动车普及率和销量远远领先美国。

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2016年实现对外贸易顺差高达2970亿美元，位居世界之首，而背负48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美国自然而然选择对德国下手。

2015年的大众集团“尾气门”（Diesel Gate）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大众公司在部分柴油车型上安装了降低尾气排放的欺诈软件，导致实际尾气排放量高于数据。

德国大众公司的一处工厂

作为代价，大众集团在事发后的4年内共计赔偿330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趁热打铁，要求大众在赔偿受害者损失及缴纳罚款后，为加利福尼亚州安装320千瓦（320kw）的高速充电桩，协助田纳西州汽车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并在美国政府投入20亿美元的情况下，为全美高速公路修建一套电动车快速充电桩网络（150kw）。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妥善利用了大众公司缴纳的罚款——扶持本土企业对电动车的研发、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新能源化以及电动车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

德国知名报刊《焦点·财富》（Focus-Money）指出：“这笔罚款间接资助了美国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转型。”

7

在疫情、经济、内忧和外患爆发的同时，美国在今年底还将迎来4年一届的大选，而北半球的冬季也极可能成为疫情第二轮大规模爆发的温床。

然而，无论特朗普胜败，美国都将面临两难的境地：

换句话说，即便新党派或新党魁顺利取代特朗普，他们是否又能够奇迹般地让美国再次伟大呢（Make America Grea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