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老街的两个下午——考现学笔记

我在二月初的一个阴天午后，抵达江门，随即赶到蓬江西岸的旧街区，在这里盘桓了两个下午：体验了许多独特的空间场景，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瞬间，尝试做一次“考现学”式的探索。“考现学”一词来自日本近代建筑学者今和次郎的创造，他戏仿考古学（archaeology）的构词法，发明“考现学”（modernology）一词：意在通过深入街道，观察当下现存的城市空间肌理、建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等内容，并以速写画的方式加以记录描述。后来，建筑学家藤森照信等人继承今和次郎的思路，并将之扩充为“路上观察学”，关注街头那些有意思或者奇特的基础设施、建筑构件乃至店铺招牌、特定服饰等等。我在这里取“考现学”这个名称，记录的方式是照片加上文字，以照片取代绘画，得了技术进步之便，但内在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意在捕捉转瞬即逝的当下。与现时的空间观察同步，我也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从纵向的时间脉络中了解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增进自身的“地方性知识”。

一、市区沿革

江门如今是珠三角西岸的一个地级市，辖区包括传统所谓“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或者“五邑”（四邑之外加上鹤山）地区。江门今天的治所旧称“江门墟”，原在海中，因珠江口泥沙冲积，自元明以来逐渐成陆。“因西江与其支流蓬江在此会合”，烟墩山与蓬莱山两山相对如门，又在珠江入海口左近，故得名“江门”。此地得水路之便，明清以来四周乡民互通有无，形成墟市。明代岭南大儒，生活于十五世纪的新会人陈献章（白沙）曾有诗记录江门当时的情景：“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可能兼有写实和“写意”的成分，表达了传统“半耕半读”的理想，但亦可见当时江门左近乡野的居民，仍多以务农为生，本地读书人也不脱离乡土。离开家乡甚至远赴海外务工经商，并非当时风尚，这个局面到了晚清，发生了较大变化。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力东渐，珠江三角洲首当其冲，地狭人稠的五邑地区居民因毗邻港澳之故，大量赴海外务工经商，足迹遍及各大洲，其中在北美和东南亚者尤多。这些华侨在海外由辛苦所得而积累的除了财富之外，也给故乡带来有形的新式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无形的新视野和思想观念，至今可见的遗产，就是遍及乡野村镇的碉楼以及老街上联排矗立的骑楼商号。

江门在清代属新会县管辖，入民国后一度独立设市。1929年陈济棠主政广东，主张“粤人治粤”，政治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有分庭抗礼之势，而广东省内各地则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广东省建设厅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市政改良，制定相应的办法，其中包括：“一，分期兴办支干马路线，二，改造道旁房屋，务求美观，适合卫生，三，规划公园式公共演讲堂，运动场及市场……”。江门作为经济繁荣的商业市镇，对此办法积极遵行，当时的报纸上称“近来对于市政之发展，如朝旭初生”。就在该年，江门市区沿蓬江修筑长堤，建造新式码头，当时的报纸上称：“江门河流湍急，河身浅窄”，因此当近代航运日渐繁忙之时，修筑堤坝就成为当务之急，工程量颇不小：“江门筑堤，为百十年来最大之建筑工程”，完成之后，沿长堤“所有船艇及上落客货，均须有正常之码头，始得湾泊”，原本繁荣但杂乱的沿河地带，渐呈规整的现代气象。与此同时，一系列近代化建设工程渐次展开：新式马路取代了传统陋巷，中山公园、市民运动场等公共空间得以开辟。1931年，江门又重归新会，并将县治移至今日江门市区，而市政建设方面，则延续了之前的轨道。1933年，新会县政府建设局编纂的《新会建设特刊》中写到当时的情形称：“江门位粤省南路之要冲，扼四邑两场交通之咽喉，商贾辐辏，轮轨通达，乡村环绕，华洋集居，为一最完善之市区，亦有名之商埠也。”当时县建设局长谭毓树写道：“江门市区归并县府后，复继续开筑堤路”，但随即“商业更见繁荣，人口亦因而增加，地狭人稠，求过于供。非拓市区不足以资容纳。”于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建设奠定了江门老城区的空间肌理，数年之中：“完成第三、四期马路廿余条，各冲小街亦经分别改善”。今日所见的骑楼老街风貌，即形成于这一时期。根据建筑史学者，华南理工大学彭长歆教授的研究，1927-1932年的五年之中，随着广东全省的市政改良卓有成效，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江门所在的侨乡，华侨纷纷返乡投资建房，有“60%-70%的投资集中在这一时期”。此外，彭长歆指出：参照广州骑楼街道的成功经验，这一时期的岭南城市街道呈现出“泛骑楼化”的色彩，包括江门在内的岭南各城市，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均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骑楼街区，这是岭南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就是说，今天成为“老街风貌”的骑楼街区，在当初建成之日，却是“进步”和“市政改良”的象征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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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前后的江门长堤马路。《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集中建于这一时期的成片骑楼，虽然逐渐衰颓，并且因修补、改建、业态变动而叠加了不同时代的印记，但因为建筑和建成环境仍然与此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机联系在一起，所以显得别有风味。尤其是与国内大部分城市在进行历史街区更新时所进行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和“迪士尼化”改造相比，江门老街的建筑与聚落没有变得单一无趣，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而言，老街区仍然是他们的“附近”（人类学者项飙语），而没有变成游客视野中用来打卡的“网红”景观。从另一个角度看，江门老街在建成之日虽经过规划和建筑设计，但其自主性和多样性，使得其肌理如同有机物，伴随着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本身也在进行新陈代谢。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江门老街所呈现的景观样态，正是经过自上而下功能主义现代规划的“光辉城市”（柯布西耶语）和依照礼制修建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双重反题。

二、骑楼与背街的格局和空间尺度

江门旧城区今天所留存的骑楼街道主要分布在蓬江的西北岸，北至蓬江大桥，南抵胜利大桥，西边大致以中山公园和基督教江门堂一线为界。在这个区域中主要有上步路、葵尾路、太平路、兴宁路、莲平路、兴宁路、新市路、钓台路、新华路等街道，有时也被统称为“三十三墟街”。如前所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市政建设中，这些道路的空间格局基本确定，时任新会县长的黄槐庭写道：“江门葵尾、咸鱼、上步、浮石四街贯连接驳，商务殷繁，但地势低陷，每届废历四、五月间，该四街即遭潦水浸淹，殊于交通有碍。系本任提议拆筑马路，定为第四期马路，计长二千二百余尺，需费五万零二百余元，于去年（1932）八月开始拆筑，至本年六月全部建竣。”

1930年代江门老街改造时的情形，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骑楼老街的风貌。《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1930年代江门老街改造时的情形，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骑楼老街的风貌。《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1930年代江门老街改造时的情形，这次改造奠定了之后骑楼老街的风貌。《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1932年江门市区马路图，新会县政府建设局制，此图并非上北下南布置，而是将江门市区街道放在了地图主体位置，整体朝向为上西北而下东南。《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对比当时拆筑骑楼马路之前的照片可以得知，此前的旧式街道基本只能容行人和单车、人力车一类交通工具通过，楼间距十分狭窄，采光通风不良。而新式马路修筑之后，可容汽车双向通过，楼间距也大大变宽，且沿街骑楼经过统一规划，立面高度和宽度基本划一，旧街区原本的空间肌理为之一变。漫步其间，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有狭窄之感，但这建立在我们的视觉经验已经与时人大为不同的基础上：习惯了四车道、六车道乃至更宽阔城市道路的人们，往往会忘记行人的路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让渡给汽车的。回到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行人和车辆还能相安无事，各得其所，江门老街就是一个例子。

位于老城西北范罗山后岗是老城区制高点，也于1928年辟为中山公园，园内建有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图书馆等建筑。沿着步道登临其上，朝东南方向俯瞰江门老街区，可以总览整个街区以及周边区域的城市肌理，大致有三个层次：近处是密集的骑楼屋顶与传统岭南民居的红瓦顶，密集的屋顶上瓦片如鱼鳞覆盖。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传统民居的镬形山墙与骑楼建筑中西合璧风格的山墙和立面颇为不同，但因为两者的体量相去不远，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的差异逐渐显得不那么显著。整个街道的尺度与新城区截然不同，宽度宜人，适合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街头漫步者，穿行于拱廊之下。骑楼正是欧洲拱廊的东方变体，最初出现在英属印度，而一路向东传布至东南亚、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初华侨赴海外，习得了这种建筑风格，回乡置业时便活学活用，在营造过程中添加了不少中国传统的装饰符号。

在稍远处的中景位置，可以看见建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层建筑，经过二三十年的风雨，这些建筑的墙面亦开始呈现出斑驳的样态，除了体量与骑楼与传统民居不同之外，在画面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兀。

而更远处的蓬江水道对岸，可以看到晚近修建的高层住宅楼，面目模糊，与当今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没有太大差别，地域特征不明晰，与江门老街的高辨识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中山公园俯旧街区，近处是骑楼和岭南民居屋顶，中景则有九十年代兴建的高层建筑，远处的蓬江对岸则有更晚近的新式高层住宅楼。蔡炯昊摄

老街区主要道路两旁的建筑一般是近代骑楼，楼高三至五层不等，一层为铺面，彭长歆指出：“上铺下居或前铺后居，以集合式住宅与骑楼相结合的方法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商业街区房地产运作的基本模式”，如前所述，骑楼沿街立面的尺度因统一的市政规划而大致相同，但具体到装饰符号和店铺招牌，则风格多样，中西杂糅，古典式、巴洛克式、哥特式、现代式等等，顶楼有山墙，窗多彩窗，也有岭南传统民居中常见的“满洲窗”。至于是谁负责设计和建造了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当时的建筑业广告也许能透露一些信息。有一则广告是当时的“画则师”（画则师即建筑师之别称）名叫张荣堂刊登的，他所承接的业务包括：“建造楼房屋宇，各款洋楼、地盆、码头、堤磡、桥梁，所有海陆一切工程，连工包料并代计划绘图。”

当时建筑师所刊登的广告。《新会建设特刊》，1933年。

另一个名为“现代工程学术研究社”的组织，则刊登广告在对比经过计划的工程与未经计划的工程之间的优劣之后，亦推出了他们的“兼理事项”：“1、设计楼房、碉楼、桥梁、堤坝、道路、渠道、开河、浚河，市镇村庄及一切大小土木工程图案；2、测量计算一切荒山地亩面积及制图；3、包工包料承筑上开各种大小土木工程。”由此亦可见当时岭南城市的建筑业已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骑楼的建造由受过近代教育的建筑师（画则师）和土木工程师负责设计及监督，在施工之前需要绘制相应的图案。至于具体施工过程，则多半由经验丰富的当地工匠所承担。而不同的装饰符号，则体现了业主的喜好和见识，如前所述，此时投资商业房产者多为海外华侨，他们在海外侨居之地的经验，在回乡建屋乃至“造城”的过程中，以物质空间的形态被留存了下来。

骑楼和街道的空间尺度。蔡炯昊摄

骑楼的建筑和装饰风貌，蔡炯昊摄

临次要巷道的建筑则多为岭南传统民居样式，高度一般为两三层，高度低于骑楼，且建筑中外来元素较少，有岭南传统镬耳山墙，青砖立面，兼有白色粉墙，遭雨水常年冲刷侵蚀后，呈现出黑色。部分无人居住的房屋墙壁破败，裸露出残破的屋架。

老街区临次要巷道的民居建筑，相对于骑楼，其外来元素较少，有些房屋明显有岭南传统风格的镬形山墙。蔡炯昊摄

1949年之后，随着时局的变迁，海外与国内的交流一度处于半中断状态，侨乡繁荣不再，但这些楼宇仍然矗立街头，逐渐老旧。中国社会结构也随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进行，而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也直观地体现在建筑空间形态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在骑楼之间，偶尔有风格迥异的现代式建筑，其装饰与房屋空间格局都明显不同，估计建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部分是市场、单位等公共建筑以及部分当时单位职工的集体宿舍。它们的空间尺度，都巧妙地与旧有骑楼相协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今天这些建筑散布在骑楼街区之间，并没有太多违和感，而是随着时间的打磨，与临街骑楼和后巷传统民居融为一体。街道犹如一个有机体，建筑空间则是其中的细胞，一同成长，也一同衰老、一同新生。其背后的因素，也许不能仅仅从建筑风格和建筑设计的角度理解，而需要从华南地区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格和独特的社会机制的角度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解空间形态变迁，需要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参与，但也需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起探索。

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兴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与原有骑楼相似，底楼亦为骑楼商铺，二楼以上仍为住宅，阳台栏杆装饰图样具有时代风貌。蔡炯昊摄

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兴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与原有骑楼相似，底楼亦为骑楼商铺，二楼以上仍为住宅，阳台栏杆装饰图样具有时代风貌。蔡炯昊摄

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兴建的住宅建筑，其高度与原有骑楼相似，底楼亦为骑楼商铺，二楼以上仍为住宅，阳台栏杆装饰图样具有时代风貌。蔡炯昊摄

三、店铺经营的业务与店招形式与变迁

这个片区的第二次兴盛当是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侨乡得风气之先，珠三角西岸承接了大量海外华侨返乡投资，“三来一补”的转口加工贸易，让此地率先富庶起来。今天的骑楼底商，经营的多为下列几种业务：音箱、影像电子设备；窗帘、布业；服装业；汽修；五金。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中作为制造业中心，这些行业持续繁荣，生产加工企业分布在城市周边，而老街区则成为了集中批发和零售市场的重要空间，骑楼的底层商铺作为批发和零售的网点，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勃发。今天在网上能够查阅到这个片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店铺门口人头攒动的景象。

骑楼上的广告灯箱和店铺招牌，经营的业务多为窗帘、电子设备、灯具、音响等。蔡炯昊摄

随着这些年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和网络电商的冲击，加上疫情影响，这些行业亦风光不再，不少门面大门紧闭，或是写着清仓甩卖的横幅。

挂上清仓广告横幅关门闭店的门面。蔡炯昊摄

门面招牌的不同字体，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特征，而繁体字招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珠三角地区曾经再度流行，与其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和华侨回乡投资密不可分。蔡炯昊摄

而经营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业务的门面则仍然人气旺盛，菜市场的生鲜摊位，散发出家禽和水产的腥臭；小吃店、烧腊店里传出的多为高亢的本地粤语。香烛店、神龛店仍然保持了大量新到货品，可见其流通速率不低，消费者一般为本地居民。此外，珠三角地区习武之风颇盛，自明清以来宗族械斗之事屡有发生。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武术流派众多，但也从过去的技击之术转化为强身健体之术，今天在江门老街尚能见到不少武馆，是为当地一景。

江门梁家拳武馆，江门长堤广场。蔡炯昊摄

南北武术太极拳馆，江门长堤广场。蔡炯昊摄

虽然因为近期热播剧《狂飙》在此地取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打卡游客，但整体而言，这个旧街区并没有网红化，也没有经历士绅化和迪士尼化改造，原来的居民仍在这些骑楼中居住、生活、打拼。

沿街道而设的摊位，是传统生鲜市场的空间延伸。蔡炯昊摄

经营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业务的店铺，人流量更大。蔡炯昊摄

游客的相机偶尔会打扰到汽车和摩托车通过，但更多的时候，游客和当地居民并行不悖，互不干扰。这样的旧城区生态，在当今中国变得非常罕见。在这个空间之中，并没有进行改造性的保护，将某个大写历史的切片或者关键时刻强行凝聚在变动不居的实际生活空间之上（如汕头小公园街区在改造之后变成了统一的“近代风貌”，并挂上写有汕头开埠年份：“1860”字样的灯笼）。反而因为地方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次繁荣，大大延迟了这个片区的自上而下的旧城更新。如果用街景地图中的历史影像对比，会发现甚至一直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这些街区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仔细观察，当时许多店铺的招牌比今天要新不少，我甚至怀疑现在有些店铺的招牌是为了营造老街区景观而有意“做旧”，我就发现一家“昌盛布艺”在2014年的街景照片中，店铺招牌是当代的广告箱式，而字体也是黑体红色。而今天其招牌变为带有“民国风”的楷体书写，并且直接写在骑楼柱子上，不再使用广告箱，似乎是为了营造某种“风貌”，但这种景观营造过程是低调的，不破坏空间和社会肌理的。此外，整个街区的保护性铭牌，一般落款的时间是2019年，可以推知在2019年，当地曾经启动了对这些近代建筑的保护和更新工程，并配上了写有说明文字的铭牌，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一条街、一栋标志性建筑物的变迁，都附有文字。这些工作，让人对在地的历史变迁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但这次保护和更新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空间肌理和居民生活样态，也就是说，老街原有的经营业务虽然略显颓势，但当地基本上并没有采用一种士绅化的策略对整个街区进行更新改造，原有居民并未被迁出，而街区的转型与当地新的收入来源仍然与在地居民连接紧密。

2023年2月，昌盛布艺店铺招牌，广告牌已经取下，文字变为楷体书写，显示出一种“复古”的风格。蔡炯昊摄

使得各个不同时期的痕迹都较为全面地呈现在这片区域的物理空间之上，记忆和历史的张力，在这里不是特别强烈。甚至不同时代的地层，也没有因为并置而显得突兀。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水街北段，不少骑楼上都挂上了写有泰文和越南文的餐馆招牌，但骑楼铺面的实际业务与餐饮无关，也并非泰国或越南人士经营。查阅网上的资料可知，这些外文招牌是为拍摄电影所搭建的布景，但在电影拍摄结束之后，当地商户并未将外文招牌取下，整条街道外文与中文招牌杂陈的景观，让人恍若置身海外唐人街中。承接影视剧拍摄的业务，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街区在整体上变得像是“布景”，似乎在修改街道和建筑原本的“文脉”。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街区和建筑物本身类似于“有机体”，其具有生命力的体现正在于仍然可以不断“新陈代谢”而呈现新的样态，但不至于停滞而死亡。

因电影布景而挂的泰文、越南文的店铺招牌与中文招牌并置，恍若唐人街景观。蔡炯昊摄

因电影布景而挂的泰文、越南文的店铺招牌与中文招牌并置，恍若唐人街景观。蔡炯昊摄

四、背街小巷的建筑空间景观

除了主要道路之外，是如同毛细血管的背街小巷。如同前面说到的，背街小巷的建筑大多并非带有拱廊，底层作为商铺的骑楼，而更多是传统民居，虽然有少数店铺开设在其中，但比例不高。相对而言，民居建筑的维护状况也比临街骑楼要差，有些已经成为危房，墙体坍塌，仅剩屋架，有些则正在拆除重建。从现有建筑的状况来看，尚有不少居民生活在其中，老年人多为本地人，但不少中青年人并不讲粤语，似乎是外来务工或经商人员在此租房。另外， 部分民居建筑上所挂的“文明户”铭牌，让我想起近代以来“文明”一词的含义在中国的复杂流变过程，此处的“文明户”大约指“讲卫生、懂礼貌、守秩序”之意，只是从各种加固的金属防盗门和护窗来看，这个片区居民的防盗意识要超过临街的骑楼片区。简·雅各布斯曾经在她的成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比空无一人的寂静街道更安全，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许多治安案件不会发生。但是，当一个街区的建筑开始老旧，产业也开始转型，原来的居民逐渐搬离之后，这个街区的人气将如何保留呢？是否只有士绅化改造才能使这些衰颓片区重生？我不得而知。

“文明户”铭牌。蔡炯昊摄

沦为废墟的民居，屋顶长满了植物，使得整个建筑也似乎是一个生命体。蔡炯昊摄

正在被拆迁改造的危房。蔡炯昊摄

背街小巷的空间尺度与骑楼街道不同。蔡炯昊摄。

背街小巷的空间尺度与骑楼街道不同。蔡炯昊摄。

背街小巷的建筑尺度与建筑风格都与主要道路不同，大多并未作为商铺营业，部分房屋已成废墟，猫穿行于屋宇之上。蔡炯昊摄。

五、视觉之外：城市空间的声音和气味

历史学家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在晚近的几十年中，开始关注感官的历史，不同时代的声音和气味因而被注意并被阐释。在当下这个记录图像变得无比容易的时代，视觉的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凸显，而听觉和嗅觉则被进一步边缘化，而后两者对于理解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声音和气味，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和意义，也与不同的记忆相连接。我在江门老街区穿行的两个下午，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大概有以下几种，记录如下。

1、摩托车引擎声的汽油味

与近二十年来很多中国城市不同，江门不禁摩。因而在老街上，不时有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其速度和引擎的爆破声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一阵若有若无的汽油味，这个气味对我而言，与童年时代的记忆相连接，那个时候的公共汽车因为油品质量和排放标准的问题，让街道弥漫着汽油味，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汽车质量的提升以及各大城市的禁摩令，几乎已经闻不到。

2、建筑构件因潮湿而产生的霉味

珠三角地区湿热的气候，使得一些建筑构件衰老的速率更快，随之而来的是背阴区域因微生物和青苔而产生的特有的霉味。这种气味在早年的老城区和小镇等地的街巷中，尚不稀罕，但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已经成为记忆中的气味了。

3、菜市场生鲜的气味

传统菜市场临街设开放式摊位，各种肉类和水产的气味弥漫在市场附近的街区，这曾经是中国城市中常见的气味，但随着新式超市和便利店的兴起，这种气味变得不多。

4、香烛店特有的气味

当地宗教和民间信仰兴盛，操办各种仪式需要消费不少香烛，沿街的香烛店中飘出特有的原料气味，是闽粤一带老城中一个标示性的气味。

5、热带植物的香气

岭南的植物四季常绿，而花期亦各不相同，二月份江门中山公园中的紫红色羊蹄甲花开正盛，随风落在阶梯上，散发出隐约的香气，伴随着暖湿的空气，感觉近似长江流域初夏的物候。也因着被拉长的“初夏”，公园中和街道上活动的老人明显比尚在冬季的南岭以北区域要多，给整个街区带来持续的生机。

6、装饰店老板弹电子琴的声音

接近黄昏时分，我路过一家玻璃纸装饰店，店外门可罗雀，中年男性老板独自一人在店内弹钢琴，我不熟悉他所弹的曲目，但他专注的态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属于他和音乐的时刻，我不忍打扰，只是远远拍下一张侧影，随即在琴声中走远。

专注弹琴的装饰店老板。蔡炯昊摄

7、港片的声音

与弹琴的老板门面相隔不远，同样是门可罗雀的电子产品店之中，老板自己用设备看起了早年的香港警匪片。紧凑的配乐和激烈的枪战声，似乎在彰显所出售设备的质量可靠，同时也成为一个逝去不远时代的挽歌。

生意清淡的门面中，老板看起了早年香港警匪片。蔡炯昊摄

8、粤剧

第二天午后，许多店铺中顾客稀少，老板各自午睡的时分，我穿行于骑楼之下，忽然一段粤剧从五金店老板的音响中传出，悠扬婉转，四下除了间或通过的摩托车引擎声和工人卸货的声音，几乎没有其他声响干扰，更显寂静。因不懂粤语，我并不清楚其中所唱的情节，只觉得粤剧之声是与骑楼老街最为贴合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随即用手机录下一段，作为图像记录之外的补充。

六、多样性即正义：士绅化、迪士尼化和自然演变

城市空间和建筑被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在不同情境下营造而成，此后的岁月中，人们生活、生产于其中，又因为社会变迁、人口迁徙、产业变更等原因而对原有的建成环境加以改造。历史本身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对不同地理单元、不同人群、甚至不同家族而言，这个过程往往是不同步而多元的，有时候这种不同步会被叫做“命运”。建筑成为历史和命运的承载物，而留在其上的痕迹则成为不同时代的“地层”，透过考现学的眼光，我们得以遭遇不同地层的信息。经过士绅化更新的街区和建筑，则抹去了这些地层的差异，甚至原来的居民也因为高昂的物价和大量游客的涌入而不得不搬离，整个片区完全成为一个观光景点，最终从士绅化转变为迪士尼化。事实上，并不需要走远，在三十三墟街片区附近的启明里，就是一个经过统一风貌改造的士绅化的街区。入夜之后，经过改造的街区灯光璀璨，原有的传统民居之中经营着西餐、日本料理、咖啡馆、奶茶店等“网红”街区常见的业务，但这些不再与原来的居民生活有关。尽管在统一改造后的街道上，各处可以看到介绍性的铭牌，上面写着本街区和建筑的历史，但建筑的功能已经与原来的居民毫无关系。事实上，建筑和街区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历史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从过去流到现在，再向未来而去，在这个过程中，河流承载了无数人群的记忆，这些记忆多元杂糅，今天的居民仍可以从中汲取营养，营造自己的生活环境。一旦建筑和街区被打造成统一风貌，它们就不再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而变得像是博物馆中的陈列物，尽管可能仍然光鲜亮丽，并且能吸引人流，但它们不再与日常生活相关，也不再具有多样性和活力。

迪士尼化之后的街区景观与未经统一改造的相邻街区在入夜之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蔡炯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