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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用美元贸易盈余堆起来的繁荣，如同插在别人花瓶里的玫瑰，绽放了美却丢掉了自己的根。只要停留在美国主权信用体系中，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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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翟东升 正和岛（ID：zhenghedao）
这段时间以来，特朗普频频放风“中国责任论”，他说中国耽误了美国，美国今天这么倒霉，就是中国人搞的鬼，所以要向中国索赔。要注意，这个东西不光是特朗普这么讲，也不光是特朗普团队在讲。美国一些主流政治家，比如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中国应该对美国疫情损失负责，要求中国在国债上作出减让。这个格雷厄姆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美国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人物。2005年，他和民主党众议员舒默联手提出“舒默——格雷厄姆议案”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结果从2005年7月开始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现在他带头联合许多国会议员在造势，就是要求中国赔钱。还有一个是美国内阁成员库德罗，前段时间公开提出：美国企业应该从中国撤出，相关费用可以抵税。美国这些政治家们的言行并非空穴来风，不光是简单推卸责任的问题，未来都可能指向我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储备问题，指向我们政府和公民在美资产安全性的问题，将会存在一场恶战。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小概率事件。特朗普接下来大概率会找点儿由头、找什么借口征用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乃至企业和公民财产。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国国债里，再加上中投公司在美国股市里的钱，还有一些央企在美资产，都可能被他扣押然后直接变现。
同时在美企业和公民个人财产也不安全。许多人觉得美国一贯保护私人财富，那是保护美国国民的私人财富，你可以看看历史上他们是怎么对待异族的生命和财产，想想当年印第安土族的生命和土地，想想一战二战德国企业在美的资产。中国有很多人，信奉美国意识形态宣传而不是相信历史和逻辑。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现在拼命把新冠的灾难怪到中国头上，还动员全世界。他努力想要打造一个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试图拉拢世界上多数国家来向中国讨伐。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但许多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特朗普这样做，相当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你明明是开银行的，干嘛要把自己大客户的帐给赖掉呢？以后不就没人敢存钱给你了？美国人不会干这样的傻事”。问题在于特朗普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总统。到目前为止，3年多来，他有许多落袋为安的思维。
他根本不太在乎美国整体长期国家利益到底何在，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国家信用和形象，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先把自己任期内要获得的东西拿到再说。其实早在去年8月份，特朗普就小范围地在白宫召集讨论过，琢磨找什么由头、找什么样的法理依据来赖掉中国的一部分债。当时《彭博新闻周刊》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向中国政府讨要清朝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专家估计这些债券市值已达1-1.5万亿美元。这次的新冠疫情则成了一个新由头。赖账这事儿对美国整体长远利益和国家信用是很有破坏性的。但现在情况特殊，有以下两点触动了特朗普，让他可能选择铤而走险：今年3月，为了应对疫情，美联储选择“大印钞”，采取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两个月内，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迅速扩张到6.6万亿美元。并且到现在每天还以约500亿美元的速度在扩大。到今年底，我估算怎么也要到8-10万亿美元。相当于1年之内，美国从全球的储蓄者手中征收了4-5万亿美元的广义铸币税。这4万亿凭空多刮来的美元，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乃至企业股票的。同时美国政府“大发债”，到目前为止经济刺激法案规模达2.7万亿美元。在这2.7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支出中，大概只有5-6千亿美元是用来救助居民的；剩下的大头用来给企业、给行业减税，给地方政府财政填窟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填补美国金融市场和地方财政的窟窿。但这一次，美国政府拿钱出来填的是无底洞。因为许多企业将在未来2年里缺少现金流，还款付息无从谈起；而发给老百姓的5000多亿美元，短期内可以帮大家挺过一两个月。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没有什么储蓄的，房贷车贷扛不住，贷款违约率未来会迅速走高。所以未来美国将长期保持零利率或者极低利率。零利率进去容易出来难，就如同一个人进了ICU，插管容易拔管难。什么原因呢？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因为利率太便宜了，很多企业都去借钱，以至于本应该死掉的企业也能活下来。如果没有财政支持，这次危机中他们很可能会破产。但现在被“人为续命”了，他们的债务继续扩大，企业苟延残喘。但企业并没有活力，如果未来加息，这些企业还得死。所以美联储没法正常加息。而且到今年底美国国债规模可能接近26万亿美元，如果平均利率恢复到前几年2.5%左右的正常水平，1年的利率费用就差不多在6500亿美元。而美国联邦财政每年开支才4.5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法律指定的开支，比如社保、医保，联邦政府没资格调整。剩下可以调整的空间也就几千亿美元，如果都被加息导致的利息开支给挤占了，美国政府还能干什么？所以为了保障整个美国联邦债务的信用，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会保持接近于零的低利率。除非，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别的某种极端情况，让美国企业的利润巨幅增长从而跳出当前的零利率陷阱，否则就是这样一点点滑入欧洲和日本的状态。日欧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经济半死不活欲振乏力，银行基本上都成为僵尸银行，如同今天的德意志银行。还有什么东西触动着特朗普？可能是即将到来的美国秋季大选。本来他的赢面是不小的，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社会痛苦一般会惩罚在任的总统。如果疫情再延续几个月，或者虽然疫情好转但经济没有恢复，高失业会带来社会痛苦和焦虑的加剧。那时特朗普的连任概率就不好说了。所以真正的麻烦在后边。而美国政府第一波救灾的钱，可能在5、6月份就花得差不多了。那么特朗普下面要再搞第二波救灾时，众议院可能就不批了。为什么呢？因为众议院是管钱，批钱袋子的。但多数席位掌握在民主党手中。11月份就大选了，如果再给你特朗普第二、第三批钱，老百姓每天不上班，在家里等着政府发钱，那样大家就没那么痛苦了。没那么痛苦，谁还要换总统？所以到了夏天，一旦没有了迫切的救命问题，民主党是否还愿意配合特朗普花钱？很悬。对民主党来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情况就是经济危机、萧条持续、失业率高一些，这样拜登上台的机会才能变大。如果到了夏天，特朗普要继续花钱把股市弄上去，为他自己助选，但国会批钱的财务章控制在民主党手里，一旦民主党卡他，他很可能就要动歪脑筋，从别国身上诈钱。所以未来半年，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坚持好“底线思维”。对于在美的国家外汇储备和中国国民的资产，需要多管齐下，一部分躲、一部分保、一部分换。所谓躲，是指我们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应该尽量转移、变现，一小部分弄成黄金运回来；一部分买欧洲、日本、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即使是买点股票被冻结，也比持有债券好。因为将来如果打官司能要回来，股权的长期收益必然高于债券。这种转移和逃遁，尽管难度很大，损失也会不小，但这就是战略止损。这种损失其实是为此前对美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迷信而买单。
按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指标，2009年以来，全球化的指数进入了下降周期。上一次下降周期是1914年至1945年，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货币体系的重构。二战后，世界市场分裂为以美苏为核心的两个平行体系。到198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美元体系，美国体系开始逆转此前的败退之势。10年后苏联体系崩盘，于是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今再次进入全球化的下行周期，我们必须为更多的冲突、对抗和不确定性做好心理和政策准备。我的理解是，未来20年左右，全球化在不同侧面上会表现出不同的演化特点。首先，在大的政治和战略层面上，就是中美脱钩撕裂整个世界市场体系。其次，在传统产业和贸易领域，国家间的分工合作程度可能会有所回落，有一些产业会各自迁移回本国来生产。虽然从成本角度考虑，当然是全球分工更划算更经济；但从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性角度考虑，或者从政治和社会安全角度考虑，有些事情不能全部外包，有些外部投资和并购不能接受。最后，线上经济活动将是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制高点。这个领域可能迎来更加深度的跨境融合与全球化。以后不少中小企业可能不需要多少办公楼，不需要科层制，成员之间都是平等的线上合伙人。大家分处于世界不同的时区，公司维持24小时高效运转。他们的利润附加值越来越取决于所处理的信息和知识而不是具体物质。这样的时代，谁能够抓住机遇及时开放，谁将成为未来10年增长和创新的龙头。谁对此视而不见，谁就会掉队落伍，被世界市场的大趋势所抛弃。这里重点谈谈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衰退和分裂，其核心问题就是中美脱钩。这种脱钩是由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变迁所决定的，不是靠外交技巧或者政治宣传口号所能弥合的，也不是单方面妥协所能避免的。从当前的全球格局和趋势来看，未来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半球化，中国正从全球化的客体之一，变成全球化的主体之一。两个大主体，难分高下，都不想当客体，都不想被对方兼并和消化掉，那就是分裂。于是，自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能坍塌，重新分化成两个平行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外围是它的紧密盟友，比如“五眼联盟”，再加上美洲的一部分；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拉上俄罗斯等反美国家和部分欧亚非三大陆的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大周边加上“一带一路”。当然，还有一些游移在两方中间的势力，比如印度、英法德等。欧盟可能因此被撕裂。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这其实跟华尔街金融机构在美国内政中发言权大大衰弱有关。我的书里一贯讲，中国崛起的过程，是跟全球政治光谱中极左翼和极右翼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交易有关。过去中国向华尔街提供利润，从而获得霸权的庇护、容忍和工业品出口的机会。但现在这个交易到头了。华尔街在美国内政中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我做过一个量化统计，从1980年初到现在，美国政府中最有权势的30名高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等，里面有多少百分比来自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金融机构？最高峰是在克林顿第二任期上，达到60%；在特朗普政府出现断崖式下跌，目前只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一个人有华尔街背景，另外还有一个库德罗比较替华尔街说话。以前中美关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源于经济关系、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与华尔街对美国内政外交有重大影响力有关，而华尔街又从中美经济大循环中获利颇丰，与北京关系比较融洽。中美之间的对峙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主要是现实主义利益上的冲突。原先美国有六七成是中产阶级，穷人是少数，但现在美国中产阶级已不再是主流，重新变回“金字塔型”社会。所以美国下层的老百姓要求制造业回归、要求逆全球化，这是他们的民意基本盘所在。美国已经变了，一个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变得不愿意开放了，要把中国等搭车者从他所驾驶的全球化班车上赶下去。一个民粹主义支撑的总统也已经不愿意再回到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而这样的逆全球化其实从2009年已经开始了。未来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逆全球化，将经历一个大动荡期，可能要有30年左右，比如从2008年到2035年前后。期间大国权力更替，原有秩序瓦解，国际公共产品缺失，连带许多国家政治动荡。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及后续的多场局部战争，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未来还将有更大的动荡。这次新冠疫情冲击所带来的金融经济双危机，美联储开足马力印钞，相当于向全球的储蓄者征收隐形通胀税，是一个利益剥夺的过程：剥夺他国，补贴内部；剥夺全球储蓄者，补贴美国债务人。谁将来承担这个后果和代价？我想，中国的利益会有所受损，但是受伤更大的可能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印度、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新一轮天量的量化宽松会在一两年后演变成外围穷国的高通胀。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老龄化的工业社会里，中国不可能出现持续的高通胀。今明两年，中国只要能管控住粮食价格，通胀就高不到哪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而言，未来应该主动掌握节奏，有节奏地“去美国化”。自1979年以来，全世界都被纳入到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梦境之中，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所有其他的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在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中国生产实物产品，美国生产美元流动性，两者存在映射关系。但你生产东西的效率再高，也高不过印钞票。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再大的一个数字，都无法大过无穷大。所以，只要停留在美国主权信用体系中，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过去我们用美元贸易盈余堆起来的繁荣，如同插在别人花瓶里的玫瑰，绽放了美却丢掉了自己的根。再这样下去，大部分中国精英都会让孩子学英语，多数人的钱会存到美元里。如此持续300年，会发生什么？所以停留在别人的体系里玩，你越努力，就是在养肥一棵别人的摇钱树而已。只有“劈了”他的摇钱树，种下我们自己的，才有可能真正打赢这场翻身仗。而有些人会说中国的崛起是要感恩美国的，脱离美国是不是道德上有亏？这是将个人关系中的伦理代入到了国际关系中，其错误在于：国家间的关系本质还是丛林社会，是一切人以一切人为敌的状态。只是在对抗和竞争的咸水表面，漂浮着一层仁义道德秩序的油花装点一下而已。
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其实是冷战后期的抗苏同盟关系，双方有很好的战略协作，中国救了美国，美国也帮了中国，是共同的敌人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后来的贸易投资储备关系，也是你情我愿，互惠互利，而不是单方面的援助，所以说不上谁欠谁。
我个人认为，198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对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有意义，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由之路。但是决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必须有一个审时度势的退出机制。如果中国继续沿着此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路走下去，只能养肥一大批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利用各自在信息、能力、权势、人脉上的优势，在开放过程中获得绝大部分财富，然后迅速变成外国人，留下国内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极化的烂摊子，而产业停留在中低端。其实这就是拉美化的前景、“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所幸十八大以后，此前的“依附式发展”的缺陷得到了部分修正，让人看到了希望。产业继续升级，贪腐和污染得到治理，资本外逃得到部分抑制，文化和制度自信开始重建，“一带一路”开始徐徐铺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稳步推进。而在大洋彼岸，特朗普就任后的所作所为，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更是加速了中国道路“去依附”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逆全球化行为的“功劳”很大，不但叫醒了大多数中国人，也正在拆散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其实这才真的打开了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如果在原有依附状态下，有些事情是很难启动的，因为人和体制都有惰性，利益会有绑定。但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类似科研体制改革、国内消费市场扩大、医疗教育体系的非市场化改革、数字化治理等等改革都会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跟美国脱钩的那点儿可能损失和代价，还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在目前这种局面下，中国又该做些什么？我有几点看法：下面我们有一个必须要抓住的战略性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原本由华尔街主导的美元体系，就是在向全世界借入1%、2%年息的廉价资金，然后在世界各地投资各类项目。欧元在较小程度上也扮演着这种角色。下边10年我们应该出来“抢美欧的生意”，鼓励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各类基金将这些资本投射到世界各地区，我们逐步成为全球储蓄-资本大循环的枢纽。因为接下来美元欧元的利率会长期处于低位，全球储蓄者把钱放在美债欧债没收益，同时还替美欧经济承担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定要非常慷慨地为全世界提供资产池和流动性，向全世界发行人民币债券，吸收世界上愿意追求低风险低回报的资金。发完人民币国债和金融债以后怎么做呢？把这个借来的钱放贷给全世界紧缺钱的人，让他们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我们到世界各地买土地、买股票、买资产。这么做，与其说是一个追逐利润的过程，不如说是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总之，要积极地向世界各个角落持续输出自己的本币。这个世界的总收支一定是平衡的，有人挣钱就一定有人赔钱。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货币，其结果是去工业化和制造业就业的萎缩。而我们应该保持贸易略有顺差，主要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输出货币。资本项目的逆差意味着对外大规模投资，我们应该适度限制对外的制造业投资，而是鼓励购买和投资外部的其它类型资产。我们会获得什么？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一两年内有一个质的提升，把全世界包括欧洲、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大小经济体，跟中国经济、跟人民币货币政策深度捆绑。平时要想推进这个事儿是很难的。只有在这种特殊时期，也就是美国通过大规模印钞把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利率，陷入到流动性陷阱，尤其是美元信用体系出现暂时崩塌的时候。借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我们来填补这个空缺，是会受到世界各地欢迎的。因为我们的信用可以打造得比美元更棒，流动性可以比它更强。同时人民币背后是有各种各样的产能来支撑的，这些信用所对应的实物资产更多。我一直主张中国要进一步摆脱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减轻重商主义色彩。以后我们就不要去刻意追逐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到今天再这么做，是偏执乃至愚蠢的做法。为什么以前要这么做？那是没办法。一是当时有巨量年轻人口刚踏上社会，需要创造就业，二是需要尽快实现工业化，才要这么干。明知道1971年之后的美元已经脱离了黄金，那仅仅是张不可兑付的“纸片”，但我们却假装把它当成真金白银，为此拼命地努力。出口对中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没有贸易盈余就不能发展吗？这是说不通的。想象一下，假设这个世界只有14亿中国人，难道我们就发展不了吗？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非要中国人拼命加班加点干活，然后把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发射到太空，假装已经成功卖给外星人。说你看，外星人给我们反馈了，今年他们欠我们多少钱，明年又欠我们多少钱。这不是在耍自己玩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在当今这个后金本位时代，什么是钱？钱只是货币发行者的一种承诺而已。钱跟财富并不必然等价。真正重要的是让我们中国一手拥有创造财富的实力，但另一方面我们手中也握着为世界发钞的摇钱树。以前只有美国人有，未来我们也得有。因为只有掌握了这棵摇钱树，你才能捍卫勤劳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真实财富。但我们依然有很多人追求外汇储备。而我一直呼吁，外汇储备本来就不是真实的财富，只不过是别人的一种兑付承诺而已。许多人把它看成是我们的肌肉，但实际上它是累赘的肥肉而已；它并不是我们力量的象征，而是我们的脆弱性所在；它是别人手里捏着的“人质”，而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它不是大国地位的象征，而是附庸国的标配。所以对中国这样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经济体来讲，我们其实是并不需要外汇储备的，也不需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低波动性。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尽早地把外汇储备归零，至多保留一部分在岸存储的黄金。当然这样一种观点目前在国内仍然属于非主流的观点，许多人并不理解这些问题及其内在联系，仅仅是生活在惯性之中。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哪里？美国现在有1亿多中产阶层，欧洲的中产阶层规模要比美国大一些。而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是5亿规模，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规模。从这个逻辑上来算，全世界中产阶层的大数分布在中国。所以未来眼光应该转向中国本土市场，转向消费和本土投资拉动，而不是靠出口。适度增加底层民众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保障，只要不搞“大锅饭”，不搞激进分配，是有利于扩大本国市场的。本国市场越大，我们就越有规则制定权，也就越能养住创新型企业和产品。线上经济活动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制高点。谁能够抓住机遇及时开放，谁将成为未来10年增长和创新的龙头。谁对此视而不见，谁就会掉队落伍，被世界大市场的大趋势所抛弃。同时，在讨论线上经济成为风口的时候，应该强调积极开放互联网经济，主动调整互联网高墙。在全世界半球化趋势下，未来15年，中国的转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今天熟悉的产业结构将发生系统变化。比如服装、鞋袜、箱包等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环节，就不太可能继续在中国活下去。这是经济规律，想人为抵抗它，代价会非常大。随着人民币逐渐强势，这些靠对价格、对汇率敏感的行业将会萎缩，很大一部分搬到东亚其它经济体中去，比如越南、孟加拉国等。这些低端制造业的迁徙，换取的是高端服务业的繁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模型显示，美国在二战之后的70年里，每转移出去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其GDP会扩张150万美元。他们的非贸易品行业会变得很赚钱，比如像律师、医疗等行业。这就好比原先在这个世界分工中，你干的是车间的活，以后就变成了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办公室”中工作，但前提是你必须得牺牲掉车间里的工作。当然，我不主张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到美国那么极端，搞得国内中产阶层萎缩、产业空心化。但是大趋势是如此。所以未来我们在配置资产、选择战略方向时，就要看清楚这个大方向，不要老想着靠价格、靠低劳动力成本去跟人家拼，更多的应该是拼技术、拼资本、拼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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