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防守长春的郑洞国，为何下令士兵朝天开枪，然后投降？

在东北战场上，郑洞国绝对是个最悲情的人物，他吃亏在于太厚道朝天轮。

1948年3月13日，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国民党军固守的长春，就成为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一座孤城朝天轮。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小丰满水电站，切断了长春的电力供应朝天轮。

现在四平失守，中长铁路被切断，也等于掐断了长春的生命线朝天轮。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长春再也没有坚守的必要。

郑洞国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弃守长春朝天轮。理由是长春距离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即能战、又可守。

奈何蒋介石执意不肯，他认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国民党军固守长春，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朝天轮。

长春就是一个火坑，郑洞国虽然厚道却不傻，他积极向蒋介石推荐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去守卫长春朝天轮。

但老蒋回电：梁华盛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有矛盾朝天轮。郑洞国又建议，让守卫锦州的范汉杰和梁华盛对调，老蒋回应：范汉杰对长春的情况不熟，不用再推荐人选了，我看你最合适。

并同时任命郑洞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朝天轮。

郑洞国还是不愿去长春，蒋介石就一再发电报催促，最后郑洞国妥协了，硬着头皮飞赴长春朝天轮。

郑洞国是职业军人，虽然守卫长春有些违背他的意愿，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创造奇迹朝天轮。

长春城防工事坚固，号称“坚冠全国”，日军在占领长春期间，构建了非常完备的城市防御系统，仅中央银行周围，就有永久式工事150余处，工事使用一米多厚的花岗岩砌成，上面加盖钢筋水泥顶盖，可以承受大口径炮弹直接轰击朝天轮。

城市内所有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街道两侧明碉暗堡不计其数，中间都有钢筋水泥，坑道相互连通朝天轮。

守卫长春的两个军更不是泛泛之辈朝天轮。滇军60军在抗战期间屡立战功，新七军中主力师新38师，更是抗战期间入缅远征军中主力中的主力。

就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本，郑洞国觉得自己只要坚守长春，创造奇迹不是不可能的朝天轮。

事实似乎也正如郑洞国预料，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一纵和六纵两个主力纵队攻打长春，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仅仅攻占了大房身机场朝天轮。

于是东北野战军及时改变战术，由强攻改为长期围困朝天轮。并制定了严格的围城计划。

1948年6月22日，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东北野战军第12纵和6、7、8、9 、10 、11共六个独立师来完成朝天轮。

前线总指挥是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是有“好战分子”之称的钟伟朝天轮。

6月28日，钟伟向各围城部队发布命令：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敌军困死在城里朝天轮。

与此同时，钟伟采用蚕食战术，逐个拔除长春外围据点朝天轮。

7月初，长春守军控制的面积还有400多平方公里，到了8月份，已经被压缩到不足150公里朝天轮。

在这块狭小的区域里，集中了超过的10万国民党军及政府人员，以及50多万的长春普通市民朝天轮。围城部队也因为包围圈的缩小，封锁线更为坚固。长春市区的粮价也随之飙升。

6月份的时候，长春市面上的高粱米每斤4万元（东北流通券），到了8月份的时候，已经飙升到2,330万元朝天轮。到了10月份，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已经达到惊人的3,500万元！

而且是有价无市，粮食交易只能使用金、银朝天轮。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个三两重的高粱饼子。

长春城内的守军从6月开始，粮食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16两一斤），高粱和大豆一样一半朝天轮。

到了7月1日，士兵的口粮减到九两，到了月底，新七军的主力新38师可以优先得到空投补给，每周可以吃一顿大米饭；滇军60军第182师，事先把喂马的高粱大豆储藏起来，吃光战马后，暂时还能保证每天九两的粮食供应朝天轮。

守军另外4个师，只能以钱代粮，士兵们买到什么吃什么朝天轮。到了8月初，守军一个连每天的生活经费，都买不到一斤高粱米。

由于长春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攻占，长春守军的粮食补给只能靠空投来完成，但10万守军每天耗粮至少不低于10万斤，国民党空军就算集中所有的空中运输力量，也难以完成保障朝天轮。

另外钟伟还采用高射炮打游击战术，利用为数不多的高射炮，经常变换高炮阵地，国民党军的运输及稍有不慎，就会被地面炮火击落，后来所以运输机飞行高度都在3千米以上朝天轮。

在3千米高空空投粮食，大部分都飘到城外，即使落在城里的，也会在守军到来之前，被城里的百姓抢劫一空朝天轮。

后来国民党空军空投粮食时不再使用降落伞，上百斤装满大米的麻袋从高空坠落，其杀伤力不亚于小型炸弹，因为抢粮被麻袋砸死的守军不计其数朝天轮。

其实空投粮食对10万守军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运输机飞抵长春上空最多的一天也不过18架，平时也就10架次左右，由于长春围城正值夏季，雨水频繁，赶上天气不好，一架飞机都没有朝天轮。

到了9月份，除了新38师，其余部队都已经绝粮了，现在不要说是打仗，突围，就是走几步也嘘嘘带喘朝天轮。

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拖枪投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仅1948年9月份，就有13,700多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投诚朝天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滇军60军的。

到了10月初，就连国民党军王牌新38师也开始出现大规模投诚现象，仅10月6日一个晚上，新38师就跑掉了八个整排朝天轮。

其实到了现在，长春守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天轮。

滇军60军不是国民党军的嫡系部队，在围城期间，空投的粮食也优先供应嫡系新七军，造成六十军士兵牢骚满腹朝天轮。

郑洞国不去安抚这些饥饿难耐的60军士兵，而是颁布了“连坐法”，规定三人一组，一人逃跑，两人受罚，两人逃跑，一人枪毙，每连逃亡三人以上，连长送军法处，越过哨卡30米，格杀勿论，抓回逃兵，一律枪毙朝天轮。

到了九月，守军司令部对60军的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状态，有个排长对几个班长发牢骚说要去找解放军投诚朝天轮。

结果被人告密，守军司令部没有经过60军军长、师长就直接将这个发牢骚的排长和他手下的全都抓走枪毙了朝天轮。

虽然这在郑洞国看来只是件不起眼的小事，却引起60军上下官兵的一致愤慨，9月22日，60军军长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朝天轮。开始派人出城和围城的解放军进行联络，商议起义事宜。

而这这一切，身为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竟一无所知朝天轮。

10月15日，郑洞国突然收到蒋介石空投手令：长春守军向沈阳、锦州一线突围朝天轮。

郑洞国以军人特有的敏感，从老蒋的来电中马上判断出，锦州、沈阳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朝天轮。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把队伍拉出去，和围城部队拼个鱼死网破朝天轮。

郑洞国不敢耽误，马上安排突围，作为长春守军主力的新38师迅速进入攻击位置朝天轮。

郑洞国心里清楚，现在十万守军只有新38师还能成建制突围，其余的部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朝天轮。

就在这个时候，郑洞国收到60军军长曾泽生的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商义举”朝天轮。60军起义，让固若金汤的长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解放军代表刘浩给郑洞国打电话，希望他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朝天轮。

郑洞国回答：“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朝天轮。

此时郑洞国把希望寄托在新七军身上朝天轮。

直到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新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起行朝天轮。

郑洞国回答道：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朝天轮。

1948年10月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也宣布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朝天轮。

此时郑洞国正给蒋介石打电话：来生再见朝天轮。

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朝天轮。郑洞国随即挂断电话，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冲进来。

原来这一切都来自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的安排，他们不忍见到郑洞国为老蒋殉葬朝天轮。先指使贴身卫士将郑洞国的手枪拿走，然后将他团团围住，使他再没有机会自尽。最后按照和解放军事先的约定，兵团直属部队向天鸣枪，给电话另一端的老蒋一个激战到底的错觉。

枪声也是解放军和投诚的守军兵团直属队换防的约定朝天轮。鸣枪以后，直属队放下武器，垂手肃立，静静的等候解放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