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常准确的展现，说明《潜伏》的导演和编剧还是用心了的，应该点赞！要特别注意，“军统”的存在方式，绝不像各种谍战神剧描述那般舞舞扎扎，除了在重庆罗家湾的局本部以外，它在各地的外勤站组都是秘密办公，不造声势不挂牌子，一般会咬人的狗基本不叫唤王庆莲。
作为秘密情治单位，军统和后来的保密局在各大城市的甲种站站长，基本为少将军衔，同时兼任警备司令部二处（稽查处）处长，用以方便进行公开活动和在大的行动中调集军警宪特王庆莲。所以你看《潜伏》里吴站长经常可以调用宪兵出任务，而军统跟宪兵司令部、宪兵团是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是老吴有着兼职。
就内部而言，既然军统天津站是秘密军事机关，那么大小特务为减小所在机关的被注意力，是能少穿军装就尽量少穿，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的作战或者警备单位王庆莲。就外勤任务来说，军统大多执行的也是秘密行动，着便衣当然更加方便，需要亮出身份时，出示证件即可。
另外一点，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正是军统最“夹着尾巴”的时期，在举国反特务统治的呼声中，在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推波助澜之下，以及老蒋对军统势力太过庞大的疑虑，军统局正面临被大幅裁减和缩编的压力，在政治上完全是“过街老鼠”的状态王庆莲。所以各外勤站点更得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如果一水的军装，那是生怕不被曝光的节奏。
军统代理局长戴笠（那会不是副局长了啊，知识点）视察平津，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正在重庆等着他的“八人小组”，该小组的任务就是开会研究，怎么缩编军统局王庆莲。所以戴笠在北平磨洋工，借口处理马汉三案件迟迟不归，但是最终在老蒋的严令下，还是经由天津去了青岛，然后飞机失联。
抗战胜利以后的“军统”，早已不是抗战时期那种飞扬跋扈的状态，从戴笠到下面的大小特务，都知道军统局的地位未定论，很少有人故意张杨王庆莲。在《潜伏》剧中，陆桥山是中校情报处长、李涯（之前是马奎）为中校行动队长，这都是要经常出外勤的，所以经常身着便装是合理的，而余则成呢？当时只是个少校机要室主任，说白了是坐机关的。
因此余则成在办公楼里偶而着少校军装也是合理的，反正是在机关内部王庆莲。但是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无论是余则成上班、下班或者被站长直接派遣出去公干，比如抓贪污犯的时候，他跟其它外勤特务一样，也是身穿中山装，这是“两统”特务的标配。中统（党通局）由于不是军事单位，习惯在胸前别上一颗“十二狗牙徽”来表明身份。
戴笠摔死以后，军统局终于被大力度修理，其所有的公开机构、也就是绝大多数能够穿军装的单位，全部被并入“国防部二厅”，丧失了军事情报职能王庆莲。其内外勤人员也被郑介民从50000多人砍到6000余人。只有核心的秘密部分才留下来改称“保密局”，所以在《潜伏》的后半程，保密局天津站的特务，更不大会穿军装了。
比如陆桥山在天津站时从来都是便装，内讧事发后被押送南京处理，结果没多久就在郑介民等广东帮的提携下东山再起，当他春风得意再回到天津时，却一改之前的形象，始终上校军装笔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属于保密局系统，而是“国防部二厅”的特派员，属于公开军事单位王庆莲。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属于黄埔系的一支，成员当然都是有军籍有军衔，那么什么时候内勤、外勤要集体穿军装呢？其一是每年纪念军统成立的“四一大会”，这是大佬云集的时候，连戴笠都不能第一个讲话；其二是授勋或者典礼等正式场合，比如《潜伏》开篇阶段，余则成刺杀汉奸有功，在出席受嘉奖的大会上，穿的就是军装王庆莲。
天津站这些大特务的办公室里王庆莲，肯定是两套衣服都备着，所以唯一的细节不妥，是戴笠来视察时（戴老板绝少穿军装，这个之前专门介绍过），从站长到处长、队长应该是正装也就是军装觐见的，用小品里的话说：有暇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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